摘 要
文章系统梳理了我国2006—2020年关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总结了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在国别研究中的主要特点。研究显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相关学术成果在总体数量上呈增长趋势，并基本形成了以师范类高校和外国语类高校为主、综合类大学有所涉及的研究集群。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的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学科的研究特点，研究方法以文献研究为主，缺乏实地研究。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的国别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并主要呈现出三大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养的美英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输送的日韩模式；上下联动，人才培养与输送并重的瑞法模式。
21世纪以来，各国联系和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在此背景下，作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行为主体，国际组织已成为制定国际规则、协调多边事务、配置国际资源的重要平台和机构。 [1] 自2012年以来，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2] 但与此同时，我国向国际组织输送的人才数量较少、代表性不足、职位层级偏低、话语权受限，国家利益难以得到充分维护。为有效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我国重视国际组织这一关键参与路径，增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传播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 [3] 由此，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本研究以我国2006—2020年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分析主要国家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的主要模式、具体做法与经验教训，为我国构建符合国情、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选拔、储备与输送模式提供一定借鉴。
(资料图)
一、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研究的主要特征
为全面考察我国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本研究选取中国知网作为数据来源，以“国际组织”和“人才”作为篇名用词或者关键词进行搜索。由搜索结果可知：2006—2020年，相关期刊论文共计44篇，其中，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的期刊文章共计17篇。
（一）年度发文量
2006—2020年，总发文量为44篇，年度发文量均值约为3篇（见图1）。这说明，虽然我国对有关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总体数量上呈增长趋势，但该领域还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将2006年作为统计分析元年，主要是因为知网上收录的关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主题的文章最早发表于2006年。该文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合作局张永涛和张英兰撰写，介绍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过与国际理论物理中心（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科技组织）的合作，共同培养青年科学人才。
图1 2006—2020年年度发文量（单位：篇）
2006—2016年，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相关文章仅有8篇。2007—2013年，一篇未有。2017年以后，发文量显著增长，从每年5篇左右增长到每年10篇左右。2017—2020年，共发表了36篇文章，是前10年发文总量的4倍多。这说明我国学术界对于该主题的研究比较滞后，该主题在近5年期间才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并且热度不减。
我国学术界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领域的发文趋势，与我国对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的总体政策的变化与发展有关。2010年，我国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组织教育政策、规则、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4] 之后，国家部委、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等响应国家规划，为培养和输送更多的中国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2013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教育部人才工作协调小组2013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参与实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计划”，研究制定鼓励和支持政策，积极培养和推荐教育系统的优秀人才到相关国际组织任职。2015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2015—2017年留学工作行动计划》，提出配合国家战略和人才科技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等要求 [5]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从2016年至今，每年度发布一版《国际组织实习项目选派管理办法》，详细规定选派计划和条件，为符合条件的人才提供资助，这为我国培养和输送国际组织人才提供了有力保障。2017年，教育部印发《教育部关于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抢抓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政策支持、指导服务、人才培养和组织管理，把培养推送高校学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工作提高到新水平。上述文件的印发，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期刊分布
44篇相关文章刊载在32种期刊（见表1）。其中，刊载篇数大于1的期刊有6种。这6种期刊的发文数量总共为18篇，占比41%，其他期刊发文数量占比为59%。除《世界农业》外，其他5种期刊皆为教育领域的学术期刊。《比较教育研究》的发文量最多，是刊登该领域文章的重要学术平台。此外，当前研究成果的刊发较为分散，在期刊平台方面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学术聚焦。
表1 期刊分布统计（单位：篇）
（三）研究机构
本文对发文作者所属的研究机构进行统计（见表2）发现，这些作者分属于37个一级机构中。发文数大于1的有11个机构，其中师范类大学2所，外国语大学3所，综合类大学4所。这说明，该研究领域基本形成了以师范类和外国语类高校为主，综合类大学有所涉及的研究集群。
表2 主要研究机构发文数（单位：篇）
在发文数的机构统计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刊文数最多，各为5篇。北京师范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紧随其后，各为3篇。这4个机构的刊文数共计16篇，约占总刊文数的36%。这4所高校成为该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阵地。
对于发文数量最多的4所高校的分析可知，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发表文章的主要二级研究机构均集中在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的研究则分布在多个学院，如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和日本学研究中心，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都参与了该领域的研究。
（四）研究学者
从研究学者来看，该领域发表论文的研究者共计77人次。发表论文在2篇及以上的作者共4人，分别为张民选、闫温乐、贾文键和宋国华（见表3）。其中，发文量最多的张民选和闫温乐均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由此可见，上海师范大学已经初步形成了该领域的研究团队。另外两名学者分别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此外，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数量较多，但总体上对该领域持续深入进行研究的作者数量较少。
表3 主要研究学者的来源机构和发文数量
在对77人次作者的学科背景进行统计后发现，在高等教育、人才学与劳动科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三个学科的作者人次大于5，可知这三个学科对该领域的关注度最高（见表4）。其中，高等教育学科背景的学者最多，有23人次。其次是人才学与劳动科学，为15人次。最后，政治学学科背景的学者有8人次。此外，还有27人次来自其他学科，可见该领域受到了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
表4 研究学者的学科分布
此外，在获取的44篇论文样本中，单独作者论文共21篇，占样本总数的48%；多位作者论文23篇，占样本总数52%。数据表明，该领域研究者的合作程度较高，然而绝大部分作者都源自同一单位，整体呈现出较为封闭的特征。
（五）关键词
在对44篇文章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后发现，有10个关键词的出现次数大于1（见图2）。其中，4个关键词的出现次数大于等于5，分别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全球治理”。除去搜索时所使用的关键词“国际组织”和“人才”，目前的研究集中关注于对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以及其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方面。
图2 关键词分布图
文章的关键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国际组织与国家发展倡议，二是人才的培养到输送的一系列过程。第一种类型是人才培养与输送的行为主体或行动指南，其要求通过培养输送相关人才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第二种是针对前者所采取的措施，即按照人才选拔、培养、储备、输送等过程，建立完整的人才产出体系，以满足前者提出的要求。
（六）基金来源
课题和基金显示了国家和政府层面对于某个研究领域的重视程度。以国家社科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规办）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项目数据库为基础，以“国际组织”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全规办的课题项目有6个，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的课题项目有22个。其中，专注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课题基金共有4项。在本文44篇论文中，文章中提到的相关基金来源去重后一共有5项（见表5）。
表5 课题与基金来源统计
由表5可知，专注该领域的课题与基金，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包括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省市课题基金以及各个大学的自主课题。各个课题的负责人也是该领域表现活跃的重要研究学者。课题与基金的申请年份集中在2010年以后，表明该领域在近十年的表现比较活跃。
二、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国别研究的主要模式
中国学术界在研究“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时，约1/4的文章是关注其他国家的做法。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文献呈现出如下特点。在涉及国家方面，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瑞士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缺乏对欠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文献以案例研究和二手文献为主，缺乏一手文献和实地研究的材料。从文献所呈现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主要呈现出三大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养的美英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输送的日韩模式；上下联动，培养与输送并重的瑞法模式。
（一）美英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养
美国和英国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呈现出高校表现活跃、注重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特点。目前已有的研究内容也主要集中在高校层面，即人才培养方面。这些研究从主题上来说，侧重于培养理念、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和实习实践四大方面。
人才培养理念作为人才培养实践活动的基础，为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实习实践等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美国高校在人才培养的理念方面，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领导力 [6][7] 、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8] 、现实关怀能力 [9] 、公共服务能力 [10] 和问题解决能力 [11] 。
优质合理的课程为美国高校毕业生进入国际组织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高校在课程建设方面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紧扣全球治理与议题，契合国际组织方向 [12][13] ；构建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结构 [14] ；必修与选修课程丰富、技能与方法课程多样，通识与专业课程合理搭配 [15][16] 。
师资建设同样是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是培养优质人才的重要保障。目前已有研究发现，美国高校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师资建设方面，注重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教师团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17] 。例如，徐梦杰与张民选在对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进行研究时指出，该学院具有“知行合一”的世界一流教师团队 [18] 。闫温乐、郝丹丹、周慧敏等，在对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发展专业、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乔治城外事服务学硕士学位项目等研究的基础上，均发现其教师团队不仅具有相关专业的学科背景，而且具有丰富的国际组织经验 [19][20] 。
实习实践作为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重要手段，受到了美国高校的重视。很多高校积极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注重搭建人脉网络，有效利用国际组织资源，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21][22][23][24][25][26] 徐梦杰和张民选还指出，美国高校富有挑战性和激励型的校园氛围和各类专业活动也是其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决定因素。 [27]
相较对美国的研究而言，目前对英国的研究较少。最有代表性的是郭靖的研究，其对联合国系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欧盟委员会、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中，具有英国高校教育背景的24位高级官员的履历进行分析，发现其履历特征为在英国就读高校层次水平较高、在国际组织就职岗位与所学专业匹配度高。 [28] 研究者进一步分析发现，英国高校培养国际组织人才实践的特点是：对国际组织人才进行专业培养，并提供国际组织课程指导与就业服务，如开设专门课程、开展专题活动、提供就业咨询服务等。
（二）日韩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输送
相较美英模式而言，日韩模式的特点是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输送。日韩政府从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选拔到输送，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在人才选拔方面，日本采取的方式较为多元化。徐婧等人在比较中日两国有关联合国系统下国际公务员的资料后发现，日本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国际组织人才选拔：一是独立项目，即通过运作国际公务员的独立项目来实现人才选拔；二是个人申请，即个人可以通过网上申请等方式，以个人名义申请成为联合国国际公务员中的一员；三是人才库，通过国际公务员考试的日本人员信息将被录入该国的人才库，当有空缺职位时便可直接从中选拔任用；四是信息库，个人通过注册相关国际机构网站获取招聘信息，同时政府也可以将个人信息作为依据来选拔任用人才。 [29]
在人才输送方式方面，日本政府积极作为。首先，由日本外务省主管输出人才，其中国际机构人事中心为主要机构，其官网对国际组织的各项人才计划进行详细介绍，并不定期举办在职日籍国际公务员座谈会；其次，日本将国际型人才培养纳入教育改革，1974年以来，日本外务省国际机构人事中心开始实施“初级专业人员计划”（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 Programme，以下简称JPO计划），经过笔试、面试，选拔出特定专业的优秀人才。日本政府通过提供资金支持和人才奖励机制等，为35岁以下的日本青年赴国际机构工作创造条件。符合条件的人才将选派到相应的国际组织工作两年，薪酬由国家承担 [30][31] 。日本通过向国际组织增加派遣青年专业职员，提供政策、资金支持等方式构建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派遣体系的做法不仅增加了日本派遣的人员数量，而且提高了国际组织人才层次 [32] 。
除此之外，在培养输送国际组织人才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始终作为强有力的后盾，通过积极外交为本国吸引有力的资源。日本不仅通过实施政府开发援助加强国际组织外交，还通过加大吸引国际组织入驻的力度，有效提升了其在国际组织中气候、环保、脱贫等领域的外交能力和议题设置能力 [33] 。
相较于日本而言，目前我国对于韩国的相关研究数量较少。有关韩国的已有研究同样多集中于政府层面。与日本相似，韩国同样主要依靠JPO计划来对国际组织人才进行选拔和输送。韩国制定了选拔和输送的中长期目标，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作机制和人才事务管理体系，并且有针对性地建立人才库。同时，韩国政府也加大宣传力度，吸引和鼓励青年人到国际组织任职，鼓励和支持韩国籍管理干部岗位人员与相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建立人脉网络，提供国际组织交流联系平台，组建公关团队吸引国际组织落户 [34] 。此外，韩国政府在外交上的努力也是韩国获取国际组织中的高层职位的重要原因。例如，自2005年起，韩国政府积极在安理会理事国之间频繁游说，潘基文的成功当选与韩国政府的外交努力紧密相连 [35] 。
（三）瑞法模式：上下联动，培养与输送并重
相较于美英模式和日韩模式而言，瑞法模式的主要特点是上下联动，培养与输送并重。除政府外，瑞士和法国的高校、民间机构、社会组织也积极参与到其中，从各个层面和角度支持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人才培养和选拔作为人才输送的起点是瑞士政府开展相关活动的前提。瑞士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培养计划，为国际组织输送所需人才，如“国际组织青年职员培训计划”。其具体做法包括提供相关信息、进行个别辅导、大使馆提供实习机会和岗位空缺情况、举行计算机等级考试等。 [36]
在人才输送方面，瑞士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瑞士政府将国际组织视为外交利益。瑞士积极主办国际会议，申报联合国政治机构和委员会成员国，派遣国际组织专家团成员，并为国际组织中青年人才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 [37] 。二是瑞士政府大力支持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工作的政策非常明确 [38] ，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本国相关部门竞争国际组织理事会要职和高层关键岗位，并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推荐本国具有国际影响的人士和优秀专家到国际组织高层任职 [39] 。
此外，瑞士还发挥驻地比较优势，提供充裕的财政支持、办公条件、金融服务和政策优惠 [40][41] ，吸引国际组织落户并签署就业协议的双赢战略 [42] ，充分发挥其总部优势。瑞士政府还充分利用民间资源，通过授权民间机构提供国际组织就业指导服务 [43][44] 。
法国拥有庞大的国际职员群体，然而目前我国对于法国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仅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宋碧珺和王壮壮对法国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宋碧珺对法国的国际职员培养和输出的战略架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法国在架构完善、人才养成、输送渠道、资源维护方面具有优势。在架构完善方面，法国设立主管机构，协调内外资源；筹建行业协会，增强凝聚力。从职位捕捉、关系维护到人才推荐，做好全面准备；确保从本国国际职员到国际组织人事部门的信息渠道通畅，不断自省和提高。在人才养成方面，法国启动专项培训、实行定向委培；目光长远，培养专家型职员。在输送渠道方面，法国以资金换岗位，搭建合作平台；人才库职位库建设并行，双向推荐。在资源维护方面，法国实现了人才、岗位、雇主的多向互动机制，推动职员晋升、优化职员待遇 [45] 。王壮壮通过研究发现，法国高校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注重提高专业水平、培养外语能力、注重实习经历、鼓励出国留学的特点。在人才输送方面，设立专门的国际公务员事务处，出台职业发展路径指导意见；提供个性化指导以及互动式建议；提供信息咨询、数据库建设、搜索引擎和财政拨款等多方面的支持措施。 [46]
三、结语
本文对2006—2020年关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的文献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并总结了该领域国别研究的主要特点。研究显示，虽然有关国际组织人才培养领域的研究成果在总体数量上呈增长趋势，但该领域还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我国学术界对于该主题的研究比较滞后，该主题在近5年才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且热度不减。当前研究成果的刊发较为分散，在期刊平台方面尚未形成稳定、成熟的学术聚焦。该研究领域基本形成了以师范类和外国语类高校为主、综合类大学有所涉及的研究集群。此外，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数量较多，该领域也受到了多学科的广泛关注，但总体上对其持续深入进行研究的作者数量较少。
从国别研究的现状来看，第一，目前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瑞士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缺乏对“弱国强外交”模式的研究。在已有的发达国家研究中，对于美国、日本和瑞士的研究较多，对于英国、韩国、法国的研究比较少。第二，在研究方法方面，目前的文献以案例研究和二手文献为主，缺乏一手文献和实地研究的材料。第三，从文献所呈现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来看，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方面，主要呈现出三大模式：自下而上，注重人才培养的美英模式；自上而下，注重人才输送的日韩模式；上下联动，培养与输送并重的瑞法模式。
从目前已有的三大主要模式来看，尽管相关研究同时涵盖了人才培养和人才输送两个方面，但总体而言，多集中于政府层面，因此对于人才输送的相关研究较多。在人才培养方面，已有研究集中在培养理念、课程建设、师资建设和实习实践四大方面。在人才的选拔和输送方面，各国的做法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值得关注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战略层面，政府高度重视。目前，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国家，都把本国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程度视为重要的外交利益，尤其是对于较高职级的管理层职位，更是不遗余力地争取。第二，从战术层面，政府积极作为。比如，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多方联动，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在职位捕捉、信息提供、培训指导、数据库建设、资金支持、推荐任职、关系维护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根据各国国情，进行差异化竞争。美英两国，作为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创始国，依靠其综合国力，基本保持了其传统优势。瑞法两国积极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国际组织落户，充分发挥了总部优势。而日韩两国，充分利用JPO计划，以资金换岗位，以援助促外交，取得了后发优势。第四，构建政府、高校、社会联动的系统体系。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国家，都不仅是依靠某个部门或者机构的力量，而是融合了政府、高校、社会的多方力量，共同推进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选拔和输送工作。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在全球治理格局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的研究领域还大有可为。一是要加强国别研究。研究者不仅要关注在国际组织中具有传统优势的发达国家，而且要关注在国际组织中表现活跃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于各个国家的具体研究，除了文献研究和统计资料以外，还要争取能够获取一手的实地调研和访谈资料，加深对于国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另外，无论是何种模式的国家，研究者理解和研究其在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实践，都不宜局限在技术层面来理解，而要“道”“器”结合，深入其文化、历史和价值理念的内核，来理解其行为和实践背后的原因。二是要加强对于本国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于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和输送的研究多聚焦在人才培养方面，对人才选拔和输送的研究较为有限。就研究方法而言，同样存在二手文献为主，一手文献有限的缺陷。研究者要同时加强国别研究和国内研究，知己知彼，从而推进我国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与输送实践，为提高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参与程度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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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覃云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讲师；李蓥妍、吴岳欣，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2年第9期
世界教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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