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随着中产家庭教育焦虑的与日俱增，精细化育儿开始成为社会主流的教育方式。然而高强度的育儿，不仅掏空了孩子和家长，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那么教育是否能被等同于“竞争”呢？在广州大学教授谢爱磊看来，我们更需要改变对教育的理解、对教育多加一些想象力，这样才能拥有改变现状的决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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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Luna 编丨Lulu
高压力与高焦虑是当下许多父母的常态。有一位海淀妈妈在分享自己的育儿经历时，这样说道：“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孩子没有虚度过一天。”
对此，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谢爱磊也深有感触。身为一位父亲，他也曾为孩子的入学感到不安。他真切地感受到， 当下，“教育经纪人”这个身份正把越来越多的家长压得喘不过气来。
“教育经纪人”这个说法源自社科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杨可对北京中产妈妈的跟踪研究。当然，从更广义的角度来说，这个身份并不仅限于妈妈们。
教育经纪人式的家长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不仅 目标感很强，而且 规划得极具理性，会为孩子制定高效的个性化教育规划，帮助他们进入更优质的学校。
但极度精致的教育规划背后，其实 潜藏着家长们与日俱增的教育焦虑。
“直白地说，很多中产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就是能够维持当前的社会地位，而教育又与工作收入、社会地位等因素息息相关。”
谢爱磊这样告诉外滩君，“‘越来越多的父母们认为孩子们未来的人生能否成功、 能否幸福，都系于家长今日的付出。’这样的观点正是现在很多家长感到焦虑，并且不断加大教育投资的源头。”
广州大学教授谢爱磊
但这样越来越大的投入，并不总能带来积极的结果。有时甚至要花费过去数倍的投入，才能获得同样的教育回报。
那是否有办法从这个困境中走出呢？
在外滩君和谢爱磊的交流中，他说，这很难。因为当下教育的竞争意味很重，是诸多原因造成的，包括全世界的经济不平等在加剧，学校质量分化，一些考试的选拔性很高等。父母深处这样的环境，也难免会有些当局者迷。
但是，在他社会学研究的视角下，发现其实父母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些改变。 给孩子一个不同的教育环境，需要父母们对教育的模样有一些想象力。
高强度育儿模式下，
父母和孩子都被“掏空”了
“我们这一代家长肯定比之前的家长，更加相信 父母决定论。”谈到当下家长的养育方式时，谢爱磊这样说。
比如intensive parenting这个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所熟知。它有很多中文翻译：高强度育儿、密集式育儿、精细化养育，都体现了“时间要长，花钱要多，知识要足，情感要真”的特点。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养育方式就一直是美国的中产家庭的共同选择。如今，中国的中产群体在不断壮大。这种十分强调家庭付出的养育方式，虽然劳心劳力，但为了孩子的未来着想，也有越来越多的家长在积极践行。
相信父母决定论的家长们， 生怕自己不努力，拖累了孩子的将来。
但凡事过犹不及。如今，精细化养育造成的问题已经不容忽视。谢爱磊把它们总结成了三个层面：
第一个是家长层面。
家长要承受极大的育儿压力。经济上的压力不言自明，但除此以外，还有对父母知识、情感等方面的高强度要求。
让孩子好好学习，提高成绩上的竞争力是家长共同的诉求。不过，这一代家长也更加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成长。
一方面，在科学育儿理念的影响下， 自我学习几乎成了家长们的必修课，不了解育儿知识就无法实现精细化养育。
在谢爱磊教育研究的访谈中，这样对自己高要求的家长不在少数，很多人都表示自己正通过网络或者书籍等方式，在学习一些育儿理论，并在自己孩子身上进行一些科学育儿的尝试。
另一方面， 家长的情感投入也比过去多了更多。越来越多的家长觉得，如果不能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那就不能算是合格的父母。
而这样的养育模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家长要付出的养育时间和精力几乎走到了失控的地步。对此，网上有个夸张的说法——养育孩子就是在透支父母的生命。谢爱磊说，透支虽然不至于，但家长确实为了养育孩子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
“我们访谈接触到的父母，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周末要陪孩子去上各种课，或者陪孩子做各种事。原本周末可以和朋友一起吃个饭，或者陪陪爱人，但现在这些都要让位给孩子。已经大大超过了必要的陪伴。”
而妈妈又通常是付出更多，承担压力更大的那个。也正是观察到了这样的社会现象，社科院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可才会把这些中产妈妈成为孩子的“教育经纪人”。
第二个是孩子层面。
孩子要面对过多的竞争压力。“我们这代家长还是孩子的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父母虽然也关心成绩，但他们也有自己的事业、社交和生活。”谢爱磊说，“但如今我们这代家长，有不少感觉孩子的学业是自己的核心，养育孩子几乎成了父母的业绩。”
这对孩子来说，意味着高压、焦虑和缺乏睡眠。在谢爱磊长期生活的广深地区，小学生还可以相对轻松地学习生活，但一旦升入初中，在中考的压力下，初中生生活的紧张程度和小学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考试、升学，甚至未来的职场，都在强调竞争力。而这也让一部分家长觉得必须让孩子变得更加优秀，甚至觉得孩子有无限的潜力可以开发，孩子也觉得自己必须不断变得更加优秀。这也正是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 桑德尔所说的“完美主义流行病”。
第三个是宏观层面。
教育焦虑影响着生育、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
美国宾州大学的Anderson与Konler就曾留意到，东亚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和欧洲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们研究韩国的个案时，发现这和韩国的“教育热”（education fever）现象息息相关。
在韩国，要想有一份高薪且有保障的工作，那么进入最顶尖的“SKY”大学（首尔国立大学、韩国大学和延世大学）就非常重要。因此，补习也逐渐成韩国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规范。
按照统计，到2009年时，就已经有超过75%的韩国儿童有过上课外补习班的经历。甚至有备考的学生直接住到名为“考试院”的廉租房里，蜗居在人均4平米的房间内苦读。
在这样的压力下，不能送孩子去补习班的父母会被认为失职，而大部分家庭也只敢要一两个孩子——毕竟一个孩子的教育投入就如此之大，甚至还有因补习而倾家荡产的家庭，而孩子越多，父母能给的教育资源就越少，孩子能“成功上岸”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还有求职就业、公共财政、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都会受教育的影响。
在谢爱磊多年的观察研究下，教育焦虑和巨大的养育压力，在中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着。 地域之间的差异，已经远远小于阶层之间的差异。目前看到的一些教育选择上的差异，不过是各地教育系统差异所致。实际上， 全国的中产父母都在为孩子的教育劳心劳力。
要减轻教育的焦虑，
还要从改变对教育的理解开始
除了当下教育和养育上的高压力，“ 父母对教育的理解”是另一个谢爱磊常常提到的关键词。这一点不仅影响着父母怎样为孩子规划和选择教育路径，也影响着父母自己的心态。
可以说，父母对教育的理解既是教育焦虑的原因，也会是减轻教育焦虑的良药。那当下父母对教育有着怎样的理解呢？
从教育选择上看，父母们都在尽力为孩子选择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教育资源：
谢爱磊首先列举了中产家庭在教育上的选择：
企业家（雇佣20人以上的企业主）：倾向于选择顶配的学校，校外教育看重培养综合素质。
老中产（雇佣20人以下的小雇主和不雇佣他人的小业主）：倾向于选择高品质的学校，校外教育看重培养兴趣能力。
新中产（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倾向于选择优质的学校，校外教育看重培养综合竞争力。
边缘中产（普通办公人员和非体力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学校，校外教育看重培养学业竞争力。
虽然不同的父母对孩子教育的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其实有着共同的担忧，那就是 “ 担心失败”（fear of falling）。
谢爱磊曾和一位30多岁的企业主进行访谈，尽管对方早已实现财富自由，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仍然忧心忡忡， 生怕孩子在教育上落败下来，没有办法保持现在的地位。
因此，提高孩子的竞争力，几乎是父母们下意识的共识。比如不管是高考路线，还是留学路线，学业水平是最基础的要求，因此学业能力往往是父母们最在意的。有余力的情况下，父母们还会考虑发展孩子的兴趣、综合能力。
也就是说，“ 教育即竞争”的观点深入人心。其实，这也不能完全能怪父母，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经济不平等都在加剧的时代，教育越来越像一场零和游戏，不能成功，便是失败。
还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表明， 学历和个人收入有着相当深厚的关系。
美国的一项调查就显示，随着学历提升，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上限和收入中位数都在不断提高。尤其是获得学士学位以后，收入中位数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没有这个学位的收入上限。
学历和收入相关研究
而且，当前的教育系统本身，在一些重要考试上，就有着高选拔性、高度分层的特点。比如当下被讨论得沸沸扬扬的职高分流，就显示了大家对这种高选拔性的一种担忧。
但是当“教育即竞争”碰上“父母决定论”，带来的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起来。谢爱磊把现在教育中的竞争称为 “通胀式的竞争”。
“筛选确实是教育的功能之一，但是现在这一点被强调得太过了，大家反而忽视了教育在个体社会化这个方面的功能。教育是要让孩子为踏入社会做好准备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补习班能如此盛行。因为父母们深信， 要赢下竞争就必须依靠学校以外的努力，必须依靠家庭的巨大投入。“教育即竞争”的观点不仅仅是让父母和孩子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还从情感上，把人变得好像工具人一样。
谢爱磊曾访谈过一些家长，这些家长也时常自我反思——由于过分注重孩子在学业上的竞争力，而忽略了孩子在情感发展方面的需求。 但越是年幼的孩子，越需要情感上的支持。
这些情感需求的时刻可能很琐碎，但是却非常重要。
比如考试没考好，是单纯地责备孩子怎么没考好，还是好好安慰安慰；
是总跟孩子计较排名，还是问问孩子学会了哪些知识，语文上学到了哪种修辞，体育上跑步有了多少提高；
还有比如住宿在学校，是不是能经常和父母通通电话，多见见面……
对于孩子们的教育，
我们需要有一点想象力
谢爱磊一直对学生说：“我们还是要经常反思我们中小学阶段的教育模式，我们都需要一点想象力。”
想象力，常常出现在孩子要培养的能力清单中，那么，对教育的想象力又是指什么呢？
“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长大后，不会被已经接受过的教育限制了看法，觉得教育就是读书考试补习。“谢爱磊这样解释。
他认为，当下，竞争或是很多人眼中教育的模样，甚至还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但是很显然的，竞争不应该是教育的核心。
所谓想象力，首先就是能够超越这种竞争的思维，有更宽广的教育视野。
谢爱磊提到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全世界的教育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大家都越来越看重教育的竞争意味。
荷兰阿姆斯特丹一位研究者就认为，这其实是大家都受到了 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结果。新自由主义思潮，简单来说，就是鼓励竞争，并且认为个人要为自己的成功负责。于是，父母们在不知不觉中被裹挟进了教育的角斗场，为了孩子能够赢得竞争，而倾尽全力。
另一方面，竞争什么？自然是具体的知识、技能，这些可以用来比较的，可以定下明确的标准来筛选人的内容。
当身边整个环境都认为竞争是天经地义的，父母们或许真的会想不到，教育其实是可以有其他模样的。比如德国在教育中，除了基础能力，还把“全人“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也就是重视孩子的情感发展。
如果把场景放到中国，谢爱磊依旧相信教育还有各种可能性值得探索。“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和要求都很好，但问题就出在实践的层面，实践很容易出现偏离。“
说到这里，他提到江西一所农村小学的美术课让他至今印象深刻。虽然是一所山村里的学校，但是学校坚持开设美术课，因为老师们相信美育真的能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很大的改变。
但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学校根本没有足够的画纸，怎么开展美育？幸运的是，这并没有难倒老师们。他们带着孩子去小河里取石头，这些石头经过水流的冲刷，变得很光滑，沾上颜料的毛笔很容易上色。更重要的是，河里的小石头要多少有多少，完全足够孩子们敞开创作。
就是这样一所山村的学校，从教育目标上就不想把孩子培养成只会刷题的做题家，而是 成为能感受世界之美的人。幸运的是，他们也在教学上找到了方法。
然后，想象力也意味着，当父母感到焦虑时，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我们对教育的期望究竟是什么。
就拿如今已经在实行的“双减”政策来说，这实实在在地对课外的过度补习起到了遏制作用。但在网络上，焦虑并未消失，也有家长因为课外补习取消而更加担心孩子的学习。
在谢爱磊看来， 这其实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矛盾。“父母需求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而且需求侧的焦虑是更加根本的问题。”
父母们希望教育能够带来什么？
孩子能够考上名校，能够找到高薪的工作。这虽然是很世俗的成功，但也是父母很朴实的愿望。
那么，在这以外呢？
谢爱磊觉得，或许可以从 提升幸福感来考虑。就像PISA调查显示的那样，中国孩子虽然学习成绩好，但是也为此牺牲了玩耍的时间，情感发展上的支持往往不够。而将这些全盘考虑下来，父母对于自己的教育期望，或许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在这个强调竞争的时代，孩子常常生活在高压之下，但谢爱磊知道，其实作为父母，也有许多难处和不得已之处。我们说要改变教育，要减轻教育焦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父母也能够从局外人的视角看看教育，看到那些“不得已“背后的原因，或许就会有一些改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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