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就业难”这句话,每年都会被拎出来感慨几句。这是现实,但可能也是职业变化趋势中不可避免的一环。
香港大学荣休教授程介明先生最近出版了《教育之变》一书,是他近20年来发表有关教育评论文章合集,其中对未来职业观的分析,可谓中肯而有前瞻性。
(相关资料图)
程介明分析职业与专业的关系:所学非所用,已经是常态;而有些看起来门槛很高的行业,实际上真正的学习场所在工作中,而非大学专业里。而年轻人就业的形式,也与以往大不相同,比如“间歇就业”“自主创业”“多行业斜杠”……多种多样的就业选择,早已并非新鲜事物。
在这样的情形下,仍将大学专业视作“保障型选择”的家长,非常有可能面临孩子毕业即失业的局面。而真正能成为职业“保障”的,其实反而是年轻人的好奇、自主学习能力与创造出自己工作内容的能力。
未来已来,社会已变,而教育也要随之改变。以下是程介明的文章《教育之变:新一代的职业观》。
程介明 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历任教育学院院长、副校长、校长资深顾问
不难看到,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职业途径,与20世纪的典型职业途径,很不一样。今天,“对口就业”——也就是“学什么做什么”已经不是常态。
在香港,医学院是唯一例外,即使是非常专业的法学院、工程学院,毕业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口就业”,也就是没有“入行”。
以香港大学为例,近年20%~30%的法学毕业生,没有从事与法律有关的行业;工程学院,约35%的学生没有入行。在美国,法学是大学毕业以后才念的,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超过一半毕业生没有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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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所学,已是常态
有些朋友,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他们找不到职位”,又或者“香港的工程师没有出路”。但是,问问年轻人,他们会觉得工作的天地非常宽广,不需要局限在一个特定的专业。而看看他们从事的“不对口”的工作,又并非“落难”性质的“屈就”。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社会上的工种已经变得非常多,大学毕业生有限的传统“专业”种类,已经显得狭窄。这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有些专业,往往受到另类专业的垂青。例如物理专业毕业生(尤其是博士生),往往成为新兴金融技术的物色对象。这也许不是大多数,但却是理直气壮的“不对口”。
第二,不少行业,表面上技术性很强,但是实际上,或则需要的技术在工作中比较容易上手,或则在大学所学迅速陈旧,又或则工作所需超乎技术。专业知识,并非工作上最重要的;或者说,这些专业知识的准备,并非入行的前提条件,甚至在大学里是无法学会的。
香港最大的“行头”是金融行业(包括投资银行、零售银行、私人投资、保险、会计师),大部分如此。
一位跨国大会计师行的合伙人,在香港接受访问时说:“不要误会,以为我们做审计就是会计。论会计的技术,我可以在几个月内让一位新手拿到公证。但是我需要的一是诚信(integrity),二是敏锐(sensitivity),那是我对大学的期望。”
第三,有些专业,本身课程设计得太狭,反而不符合专业的现实需要。
已经有会计的大行,宣称他们不会聘用只学会计的毕业生。十多年前,由于教育改革,访问会计师公会,请对方真诚建议,大学里面应该教些什么,如何教。对方的答案不无震撼:“别教!”
哥伦比亚大学出名的新闻学院,多年前就有学院的课程建议书被教务会议打回去,理由是:“只有30%的新闻课程,怎么可以称为主修?”曾经是著名报纸主编的院长反驳:“要是毕业生只懂得新闻学,谁会聘用?”
02
工作期望,超乎专业
第四,有些工作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是新兴的、非传统的、没有先例可援,需要工作者自己不断去学习、探索和创立。这些看来是挑战,却是不少年轻人所向往的。他们向往挣脱、突破、常新……
上述的“对口就业”,只是指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之后,转工转行,已经是家常便饭。我曾不断提到过人们转工转行的频率。
2016年,澳洲一个匡算,一名公民平均一生会经历15份工作;2006年,英国同样的匡算,13份工作;同年美国劳工部的匡算,10.4份工作(同样是美国劳工部,2002年的匡算是平均每个人一生会经历4.2个行业)。
中国香港似乎没有这种统计。但是,在教育界以外谈到这种情况,听者都会表示也许香港更厉害,只不过不同的年龄段,会有不同的情形。
最近有几次接受香港媒体访问,访问的人员,包括摄制队,自动报称每个人都经历了五六份工作,但都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在上海,也是摄制队,这已经是他们的第三四份工作,也都是年轻人。在我到过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反应都是一样的。
所以,近年我在各地作报告,说:以往“一技傍身,一纸文凭,一劳永逸,一帆风顺,从一而终”的典型职业途径,俱往矣,此情不再!
这种情况,其实不是今天才发生,一次参加某大学工程学系1971年毕业生的重聚,60多人中,只有4人还在做工程。不过,那个时代,转工转行的频率不如今天,而且似乎能够转行的都是“能者”。
今天,转工转行已是普遍现象。而且,留在一个机构长久的年轻人,人们会有点怀疑,是否“滞”住了,转不出去。(不得不说明,公务员与教师,到目前为止,似乎是例外。全球如此,我无意鼓励他们离职或转行。)
上面是讲“就业”,已经不太准确。他们之中,不少人不想打工,自己创业。或则数人合伙做生意、设立NGO(非政府组织)、创立一个不为人所熟知的新行业。这样的机会愈来愈多。
以我所看到的,在内地,这种创业的空间,比香港要大得多,而且,他们比较灵活,可以随时因市场、科技、政策的改变而立即转型。
过一项调查,问在大陆搞“文创”的台湾青年,为什么选择在大陆发展,而不是台湾。答案很简单,“大陆随便一个新项目,都可以有很大的市场”。
03
职业形态,多元难测
在就业与创业之间,还有几个类别,可称为“职业形态”。
第一类是“间歇就业”。往往是比较高收入的年轻人,打两年工,赚够了钱,去旅游;再打两年工,去非洲做服务……总之,赚了钱,就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对这样的子女,家长一定担心;但讲到这种情形,不论在什么机构、什么场合,旁边的年轻人都表示羡慕不已。
第二类是个体职业者,也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雇主,可以同时为很多人服务,但自己不属于任何机构。比较简单的如有关计算机的服务,比较尖端的如精算师。
第三类是同时从事多种行业(multiple portfolios),现在新的名称是“斜杠一族”。
举个例子,一位芭蕾舞毕业生,固然是演员,也教学生,但是还会写艺评,替人家做活动设计(例如设计演出场刊、设计婚礼),也做一点投资。又参加了一个NGO,偶尔到外国农村扶贫。她就是演员/教师/艺评人/设计师/投资员/志愿者,她的职业状态要用斜杠才能表达。
第四类是上述的混合:经常有一份“正职”,然后兼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也有些退休人士,或者提前退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不得不提,还有一类,是决定不从事任何工作的。日本叫“宅男”,国内叫“啃老”。
有一些年轻人不愿意工作,就在家里闲着。他们有些是厌恶工作的机构,有些是不想面对复杂的人情世故,有些干脆就是提不起劲去做一点什么,也有尝试了几次终于放弃的。而现代的家庭,也往往可以容忍这种情况。
有一次,谈起这种年轻人,一位世界银行的资深研究员,尴尬地说他家就有一位这样的青年。不想,在座的一位OECD的资深人员说:“我家也有一位。”这说明,虽不至于普遍,但到处都有。
须知,由于科技的发展,宅在家,足不出户,可以点餐、洗衣、交往、投资,毫无困难。
以上种种,也许读者早就很熟悉。但是综合起来,就会得出结论,今天的年轻人,对于工作与职位的看法,已经与我们所熟悉的情形很不一样。他们的职业观、成功感、满意感、幸福观,都与在20世纪长大的一代,很不一样。
为什么?我们很多朋友会对这些现象看不惯,不以为然。是下一代“败坏”了,还是我们落后了?
**注释:原载《信报·教育评论》(2018–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