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近日，第三届中丹教育论坛线上举办，论坛邀请来自中国和丹麦的六组与会者，坚持问题导向，分别从学生、家长、教师和幸福专家等不同角度，聚焦“未来教育：幸福感和不完美的权利” 主题进行交流和讨论。期间，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与丹麦奥胡斯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Hans Henrik Knoop展开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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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认为，少年幸福感不完全依靠学校、家庭来完成，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所以构成比较复杂，但是我们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努力。对中国而言，就是这种高度竞争化的教育，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教育就是考试，教育就是排名。这种教育的现实会极大破坏学生对学习幸福的感受，这是一个影响幸福感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影响方面也有很多，比如校园霸凌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压力和伤害。
Hans认为幸福是一种正向的状态，包括个人的高满意度、意义感，目的感。说的简单点，就是自我感觉很棒。而有意义的人生，就在于能用很乐观的视角去看待幸福。对一个人而言，如果他感觉当前生活有价值，并且看待事物正向、积极，这一切就会给他传递一种感觉认知，那就是：人生有意义，如果他们感到目前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他们也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所以如果让我给幸福下个定义，那就是个人对当下感觉有意义、对未来有希望。
以下为两位嘉宾对话实录，有删减：
01
高度竞争化的教育会破坏学生的幸福感，损害学习本身
主持人：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探讨教育福祉、教育幸福感，我想先从更大的范围聊起，两位如何定义幸福？怎样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
杨东平：教育幸福感在中国是较为超前的概念，谈得少。因为我们对教育最高的评价不是是否幸福，而是人民对教育是否满意，也就是教育满意度，这是唯一定性的评价。但是在北欧国家，教育幸福感却成为主流话语，并且正在引导教育发展。“幸福教育”会成为未来教育发展、正确价值观演变的基本方向。因为教育正在从早期完全为了国家建设的功利主义教育，到现在为了人的幸福，转变非常巨大。中国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处于起步阶段，但丹麦作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在这方面是（国际上的）“优等生”。
从我个人经验出发，幸福是个非常主观化的概念，不是通过简单测量就能得到的，也很难去定义每个人不同的幸福水平，但大家仍然可以感到完全不同的幸福程度。对幸福的感受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对它的理解，也来自于我们的价值观，这在于比如我们想要的是功名，还是钱财？所以幸福感是个很开放的概念，在不同的环境和语境下也有不同的定义。
Hans：我认为幸福是一种正向的状态，包括个人的高满意度、意义感、目的感。说的简单点，就是自我感觉很棒。而有意义的人生，就在于能用很乐观的视角去看待幸福。对一个人而言，如果他感觉当前生活有价值，并且看待事物正向、积极，这一切就会给他传递一种感觉认知，那就是：人生有意义，如果他们感到目前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他们也自然而然会感到幸福。所以如果让我给幸福下个定义，那就是个人对当下感觉有意义、对未来有希望。我这里仅仅只是给“幸福”下了个宽泛的定义，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普遍适用的。丹麦在教育幸福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丹麦也同样存在问题，我们也在积极寻求国际经验，比如孩子的幸福感在一些情形下很难维持。
主持人：今天的主持就让我很有获得感，很有意义，用Hans教授的话来说，这种当下的满足感让我也感觉很幸福。其实刚刚杨教授和Hans教授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和人的认知和价值观相关联，刚刚杨教授也说到了，幸福和人的价值取向有关。那么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在哪些方面会影响一个人价值观形成，从而影响其对幸福的理解呢？
杨东平：这个话题很大，因为青少年幸福感不完全依靠学校、家庭来完成，它是一种社会文化，所以构成比较复杂，但是我们也能通过社会文化来努力。对中国而言，高度竞争化的教育对学生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竞争环境下，教育就是考试，教育就是排名。这种教育的现实会极大破坏学生对学习幸福的感受，这是一个影响幸福感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影响方面也有很多，比如校园霸凌等等，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国应试教育对学生的压力和伤害。
主持人：杨教授发言给我很大启发，您刚刚说幸福和价值观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人觉得追求财富是他的目标，那么当他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的时候，他会觉得幸福。但是当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那么对这个人而言多少算多呢？他可能达到一个多的水准之后，还要更多。这个底层逻辑是不是就和孩子们用分数去衡量、去定义自身的价值是一样的？比如我考了九十九分，那还有一百分，我在这个班集体里面是第一名，那么我到更好的学校，我是否还能继续第一名？但一个集体当中第一名都只能有一个。
杨东平：这个就被我们称之为“过度竞争”。学习不能没有竞争和评价，但一旦过度，就会损害学习本身。
主持人：这种在教育方面过度的看重分数、展现出特别焦虑的现象，我一度认为它是一个东亚文化圈特有的一个现象。但是后来我发现，现在日本、韩国他们的教育似乎正在或者说已经回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两位怎么看？这是我们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吗？归根结底，究竟是什么在决定和影响教育幸福感水平和焦虑感水平？
杨东平：过去大家都认为亚洲，尤其中国的教育都是考试至上，但是越来越多的国际调查已经显示，亚洲国家确实在学业表现上很厉害，但亚洲国家内部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近几年的PISA测试就已经揭示出日本、韩国的学生的竞争压力已经明显低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中国学生的竞争压力是最严重的。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新的教育目标已经出现了。比如韩国已经提出了“幸福教育”的概念，所以识别不同国家的教育还是很有价值的。
02
孩子们需要学会用方向盘掌控人生的方向，也需要学会踩油门和刹车控制人生的速度
主持人：我想问Hans教授一个相反的问题，我们看到一些丹麦近年来统计数据显示，丹麦学生的幸福感正在降低。就您的研究或者您的观察来说。这个现象存在吗？存在的普遍吗？如果存在，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Hans：我觉得需要做一个区分。首先就是精英主义教育和大众教育。如果教育系统是一个竞争性的系统，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总是不乏尖子生，这些学生以成绩至上，总是力争当“最好的学生”，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学生就会有一种“低人一等”的自我否定，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所以那些感觉“低人一等”的学生就会感觉到受伤，他们的幸福也会受到影响。
但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竞争。 相信大家都知道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它包括人类需求的五级模型，通常被描绘成金字塔结构。从层次结构的底部向上，需求分别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需要（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是由低到高逐级形成并得到满足的。当人的衣食住行得到满足以后，人的需求就会提升，就会有安全的需求。
而人的自我价值实现是人的最高需求。“需要”通常是带点不愉快因素的，因为在定义上，需要意味着你缺少或缺失某样东西，比如我们渴了，那是因为我们缺水了，我们饿了，那是因为我们缺少血糖和营养了，等等。如果我们需要学习，那是因为我们感觉我们有求知的欲望，我们的知识还有尚未涉足之地，这是一种本能欲望的驱使。因此，教育的挑战就在于让学生感到自己有学习的需要，但这种需要不能太多、太强烈，否则会适得其反。如果你渴了但是长时间没喝到水，如果你饿了，但长期没吃东西，你的身体都会非常难受，如果你长时期都被不安全感笼罩，你的压力系统会难以承受。
刚刚杨教授提到了中国学生处在竞争性的文化和环境中，一方面，这样的环境能够激发他们学到很多，因为学习是孩子天性。但同样，孩子也本能远离他们不喜欢的事。就我了解的是，中国存在教育幸福的难题，但是丹麦也同样有。因为我们在构建和评估我们的学校系统时，并非以幸福优先。就像我们参加这些PISA考试，从政治意义上而言，这对我们教育国际表现确实起到了一定的参考作用，但这也很可能因为排名表现不佳伤到孩子和学校，让他们感到“羞耻”，在这样的前提下，幸福是不成立的。
丹麦两年前刚进行了选举，新一届的政府工作者很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点，并旨在建立让孩子快乐、自由、发展孩子社会责任的教育体系。积极心理学也能够帮助我们应用、解决这方面的难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对幸福造成伤害之前，就建立相应的干预机制。政府领导、学校管理层都需要关注这些。对教育的表现和结果进行评估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陷入排名的焦虑，我们就会陷入混乱和精神内耗，不可能继续学习，这就构成了对教育的压制。
主持人：杨教授您一直非常反对一句话“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也像Hans教授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过度的去控制孩子，样样去给他排名，会使得他们从学习当中越来越不能感受到这种乐趣。杨教授您怎么看呢？
杨东平：所谓的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是前些年应试教育最严重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口号。这本身就是对教育功能的曲解。它把教育单纯视为分数竞争，也把孩子对教育的理解带入了歧途。北师大教授顾明远之前说过一个小故事，一个孩子考了100分结果回家嚎啕大哭，只因为他的班级还有个学生也考了100分。可见，当学习变成唯分数的恶性竞争时，内在的价值和乐趣就消失了。其实中国的家长也能意识到这点，但是他们改变不了学校的评价考核。因而问题不在于理论性的，而在于实践性的，我们要思考怎么扭转我们现有的教育评价导向。
主持人：我觉得这个孩子真是很可怜，他其实不仅失去了这种学习的快乐，他还失去了和小伙伴相处的那种友谊，那种快乐。作为七零后，在我们小的时候竞争似乎没有那么激烈，小伙伴之间可能有很多相处和一起玩儿的那种机会。但是我听说现在还是有些老师和学校会灌输孩子们一种观念，那就是你的同学不是你的同学，而是你的竞争对手，甚至于在高考前会有类似“多考一分，干死千人”的宣传口号。让孩子跟孩子之间对立起来，我觉得听着就觉得非常可悲。
杨东平：我相信在丹麦没有这种情况，但在中国考试竞争太严重了，考试是唯一的尺度，造成了学生行为的异化。后果也是严重的，可能导致学生厌学、弃学，甚至患病，甚至扭转了他对世界和人生的态度，完全感受不到人生的美好，我觉得这是对教育很大的颠覆。
主持人：Hans教授，刚才我和杨教授讨论到在中国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给学校、老师也好，给家长也好，都带来了非常大的焦虑，我想请问，在丹麦有没有类似的观点？您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您觉得，如果让孩子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们真正要教给孩子的是什么样的品质？比提前学习知识更重要？
Hans：这也是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我可以简单说说，其实在宇宙中只有两种过程，那就是成长过程和平衡过程。当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会被指引着成长，同样必要的是他需要去平衡自己的需要和满足感。其实这就好比驱车行驶在人生的旅途，如果你想要你的人生成功且快乐，有两件事你需要注意，那就是你驱车的速度和你的方向。你需要学会用方向盘掌控自己人生的方向，也需要学会踩油门和刹车控制自己的速度。当我们把这个类比放在教育系统中，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们不该让孩子一直因为挫败感而绝望，也不该让他们感到人生无意义。因此我们要学会控制好“速度”。通常孩子们的方向被政府、校领导和家长们设定好了，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让孩子搞清楚为什么朝这个方向继续前行？学习是为了什么？而非按照既定路线盲目前行。即便这是一条看上去很完美的路，但是如果孩子并没有发自内心这么觉得，也没有理解为什么这被定义为好的路线，那么孩子就是就只是被大人们往他们心中想要的方向拉而已。
在生物学角度上说，人的大脑更精确，也能理解抽象事物。但是我们过早要求孩子“赢在起跑线”，过早让他们进入学业竞争中，结果只会事与愿违，这也将与人类的天性将违背。孩子们在幼儿园是最容易开心的，但是当我们需让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学数学，用课本给他们传授知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方式，不能让他们对此丧失兴趣，在这方面也有很多成功经验。
再回应杨教授刚刚的问题，其实丹麦几十年前的学前教育压力指数也是非常大的，97%-98%的丹麦小孩要去上学前班。大家都开始意识到，如果政府和领导管理不善，幼儿园的快乐也会消失。现在我们还面临着这样一个危机，那就是越来越少的学生申请教育学专业，因为他们听闻他们的工作情况并不是很好，这对孩子们也会造成消极影响。在学前教育领域，也有很多理论被提出，如蒙台梭利（Montessori）教学法，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切中了孩子的真正需求。我们需要让孩子在最大程度上自主去探索自己的天性，顺其自然，在玩中学习。人为什么会有爱好，并很容易投入其中，是因为我们在爱好中找到了玩耍的乐趣，比如我们周知的乐高积木，就与很多幼儿园和学校达成了合作，致力于寓教于乐。
丹麦小学生的幸福指数是很高的，百分之七八十的学生都感到很幸福。但随着年纪增长，他们的幸福指数却会降低，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无聊。他们会随着年岁渐增而越来越感到无聊，男孩子体现的尤为明显，但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忽视。二是分心，我们在给孩子创设专心学习而无噪音的环境方面还面临着挑战。三是学生的反抗。四则是我们的厕所和公共空间还存在卫生问题。
在过去十年中，我们的孩子还存在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似乎与电子产品、尤其社交媒体直接相关，女孩子尤甚。数字媒体的问题在于它会引发孩子们的社交攀比。比如当你在Facebook上发了个帖子时，你会为自己是否能得到足够多的赞而焦虑。但要知道，我们不是为了社交媒体而生。大人们在控制孩子们使用电子产品方面也做得不够，他们不够了解社交媒体背后的运作。像Facebook，twitter，google等大型科技公司，它们通过网站条款，从而比你还了解你。在政治努力上，欧盟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措施，那就是给这些科技公司设置准入标准。我们不一味否定技术，因为技术也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和保护，我们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就能通过ipad学习，但是我们也需要随时应对好电子产品给教育带来的挑战。
03
远离恶性竞争的关键在于与昨天的自己竞争，做更好的自己
主持人：我们中国的家长是非常的焦虑的，教育家和媒体人经常会呼吁让家长们不要那么焦虑，那家长常常会反驳我。我看到您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及经合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一些数据感到非常惊讶。一些发达的德语系和北欧国家，高中阶段参加职业教育的学生的比重很高。其中，芬兰、德国、荷兰都在70%左右，奥地利、澳大利亚、意大利都超过了50%。这些国家的大学教育已经十分普及，几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学，为什么他们选择职业教育？而我们的家长却认为孩子上大学，且是好大学，才是通向幸福人生唯一的路？但我们遗憾地看到，很多孩子在走向好大学的路上，已经被卷病了，甚至某种意义上被卷死了？有些则进了好大学之后一下子失去人生动力。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其它选择？
杨东平：尽管大家把它视为制度性的后果。但家长和学生主观的选择也非常关键，我们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承担积极有效的功能，全社会都在鼓吹唯学历论、名校价值，完全不顾学生和家庭实际情况。这种情况在二十年以前还不甚突出，我读书的时候（多子女，核心家庭年代）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个时候我们会根据家庭经济情况等做出自然分工，调皮的去当兵，聪明的孩子去上学，贤惠的小孩留在家里做事。但现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都只有一个小孩，所以每个家庭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天才培养。这让唯学历论、唯名校论也越来越严重，但我相信独生子女制度被打破，随着其他领域就业机会和社会待遇改善，会对我们产生积极影响。我们都很清楚，不是每个孩子适合学理科、适合上清华北大。但有的家长可能认为不这样人生就浪费了，受社会舆论影响，逼迫小孩去竞争。
最近几年我们可能还会发现一个现象，在中国城市里外卖小哥学历越来越高，报告显示20%以上的外卖小哥拥有大学学历。街道办事处，政府机构基层，殡仪馆这些部门的竞争性也越来越强，也就是说就业岗位和学历的强相关性越来越弱，这种现象会对我们的焦虑起到一定治疗的作用，而非片面追求高学历。我们更需要改变的是中国的家长，因为部分家长由于短见，会完全忽视孩子的感受和选择。经济学家耶鲁大学陈志武，写过一个文章，说美国名校金融系越来越不愿意招中国学生了。他还举了个真实的例子，有个很优秀的博士生，某一天说我准备回国了，因为妈妈搞了个私人基金，让他打理，他就退学了。陈志武很惊讶，问他喜欢这个学科和研究吗，孩子说我无所谓，干这个那个都行。这故事虽然极端，但很有代表性，说明中国孩子在学业和职业问题上没有主见完全受家长摆布。所以我们提倡每个孩子都要做自己的主人，在人生大问题上听自己的，不能完全听家长的。
主持人：说到这样的故事，我也想起来我身边的真实案例，有核物理专业的女博士去考公务员。我觉得这非常可惜，如果她遵从内心，做自己的选择，可能她的人生会是完全不同的风采。请问Hans教授，我看我们中国的数据，包括全球青少年的一个心理健康的数据啊，都不太好。我不知道在丹麦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在孩子的心理健康方面，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Hans：丹麦也有这样的情况，跟十年前比，这个问题甚至严重了很多。当我们谈论心理健康时，有些科学家等可能认为心理和身体健康是一回事，也就是当你身体健康时，心理也会健康，反之亦然。其实竞争也可以是良性的，孩子可以从自然的竞争中得到很多启发、学到很多东西，这是一种游戏式的、有趣的竞争。那么远离恶性竞争的关键在于一种价值观，那就是“与昨天的自己竞争，而非与今天的同辈竞争”，核心在于做更好的自己，不断超越自己。这其实是很有趣的，因为如果人没有进步，就会感到无聊和无意义。我们努力的关键就在于扭转竞争的性质，不让竞争变成孩子们之间的零和博弈。我们的政府需要让教育回归自然，而非用强制的方式扼杀孩子的天性。
主持人：谢谢两位教授的分享。我们今天谈了很多，谈出了很多当下教育现状处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就像Hans教授研究的积极心理学一样，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首先让大家看到了问题，看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么后面整个社会的改变，可能是比较长期、比较缓慢的。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出发，身为父母从有观念到行动的改变开始。那么最后两位教授，能不能今天在最后从孩子福祉角度出发，送给家长一句话，或者给一个建议呢？
Hans：我的建议是父母要真诚地把孩子视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尊重孩子的自然需求。
杨东平：我想对家长说，孩子的教育，学业和排名固然具有重要性，也需要争取，但最为重要的是培养孩子善良、同情心、以及具有独立个性、爱好这些品质。他们也需要有灵魂、有个性。
主持人：谢谢。我想两位教授的最后留给家长们的话的核心都是一样的，就是真正的为孩子的终身的福祉去考虑，而不是要以爱的名义去伤害孩子，我想这也是是本届论坛设立这个主题的一个初衷。谢谢两位，那我们这一场对话就到这里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