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星(加拿大精英私校规划申请)创始人,棒呆加拿大(美本藤校规划申请)联合创始人,心理学硕士。这是我的自留地。
(资料图片)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揭示中国青少年抑郁症的比例达24.6% 。
我在《 奋力扶娃,娃却鸡不起来 》一文中,也写到:一位在上海做了10年的美本顾问说,因为“高竞争”加“高孤独”,这几年孩子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迷惘,没有目标感,没有自主性,基本上就是家长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没有主动性和探索性。
于是几天前,我在朋友圈和群发布了这样一个小调查: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的下一代似乎比我们这代人要脆弱敏感很多。
你同意吗?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78位家长给出了回复,其中6位明确表示不同意,3位表示说不准,剩下的88%表示同意。
我又去问了几名西人和几名青少年。西人们纷纷表示家里的孩子比起当初的自己,下一代娇气了很多。而青少年们也表示,自己真的蛮迷惘的、对努力和坚韧的意义产生了怀疑。
结合家长们的答复,我花了一周时间查数据,并把青少年心理健康和积极心理学又捋了一遍 —— 大约查阅了20个比较权威的定量研究吧,
交叉验证的结论是“Yes”。
先上我制作的导读图表。
详细分析原因前,先总结家长在育儿方面如何应对“下一代更脆弱敏感”的趋势:
鼓励孩子有一个运动爱好。如果不爱运动,尽量发动孩子去户外活动身体。 帮助孩子与真实生活产生连接,让孩子对他人有贡献感。家长适当克制什么都为孩子准备好的欲望,让孩子多参与决策和后果的承担。
1. 经济下滑冲击青少年心情,
后疫情时代家长对孩子多包容
首先,因为儿童极少有抑郁症,所以这里只采用青少年的数据。
其次,好几位家长认为中国的青少年抑郁数据症采集有断层、不是编年体且统计口径不同,于是我采用了美国的青少年抑郁症数据。
接着,又有2位家长认为“抑郁”这事太主观,不同家庭不同文化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定量调研也不能作为采信数据。
最终,我决定采用美国健康部官网的青少年自杀倾向和自杀率的编年体数据。
下面这张是1991年-2017年之间,9-12年级美国青少的自杀倾向和自杀尝试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认真考虑过自杀”的青少年并不是一条向上的斜线,而是在1991年是峰值,然后一路下跌,直到2008年又开始回升。( 我查过不同的数据,趋势都类似。)
很多家长都认为:下一代的生活物质条件比我们的时代好太多。当物质生活太优越,下一代经历的挫折和磨难就少,就越娇气。
然而,2009年的美国社会是比1991年(18年前)更为经济富足、生活条件更好,但认真考虑自杀的高中生却显著下降。
社会经济的发达,并不导致青少年更脆弱、对生命的欲望更低。
事实上,恰恰相反,当整体的社会经济下滑时,青少年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我在上图中 用灰柱色块标出了美国经济危机的时间,可以明显看到1990-1991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期间,美国青少年有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后来经济复苏繁荣,考虑自杀的青少年逐年减少。
直到2007美国再次遭遇经济危机,考虑轻生的青少年比例立即在2008年开始反弹。
下面一张美国青少年的自杀率情形类似。“经济危机”的灰色图标是我加上去的,大家可以明显看到,当社会经济下滑、形势不景气,局面不稳定,青少年的自杀率陡然上升。
这两张图虽然统计口径不同,但趋势是一样的,都揭示了社会经济大环境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
之所以花比较多的篇幅讨论,是因为在世界局势动荡的后疫情时代,还是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也就是说, 社会经济发达、物质生活富足时,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影响小;
而社会动荡、经济下滑、诸多企业裁员破产时,比如疫情后期的当今社会,对世界观正在成型的青少年的心理冲击就很大。
这两张图都没有疫情2020年以来的新数据。但根据其他的相关研究,如Ipsos益普索调研公司在加拿大研究:疫情以来的3年,社会动荡、经济不景气,青少年的抑郁倾向是更为严重的。
我上一篇文章《 疫情后期,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走出心理倦怠 》讲得就是:孩子容易在长期网课后发生学习拖拉、注意力涣散等常见状态,家长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整/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先把亲子关系建设好。
此外,上面这两张图还有个共同点,就是2012年经济危机结束后,青少年的自杀倾向/自杀率并没有像1991年经济危机结束后大幅度回落,而是继续一路上升。
这是为什么呢?
2. 社交媒体带来信息大爆炸,
和他人比较产生压力和焦虑
与1990-1991年的经济危机相比,2007-2012年的经济危机还伴随着社交媒体的火箭般的发展。
statista.com/statistics/273476/percentage-of-us-population-with-a-social-network-profile/
其中,年轻人是社交媒体使用者中增长最快的。
pewresearch.org/internet/fact-sheet/social-media/
也就是说,2012年,美国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了,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却开始显现。
这可不是我的胡乱联系,而是有非常多的科学研究所证实了的。
2017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教授Jean Twenge在《Teenage depression and suicide are way up》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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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 年至 2015 年的短短五年内,在大型全国性调查中,感到无用和不快乐(抑郁症的典型症状)的美国青少年人数激增了 33%。青少年自杀企图增加了 23%。更令人不安的是,13 至 18 岁的自杀人数猛增了 31%。
我们的分析发现,我称之为“iGen”的 95后青少年,比他们的千禧一代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在搜索了几项大型调查以寻找线索后,我发现所有的可能性都可以追溯到青少年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突然崛起。
由于 2010年至 2015 年是经济稳定增长和失业率下降的时期,经济不景气不太可能是一个因素。
从 2010 年到 2015 年,青少年花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也几乎没有变化,有效地排除了学业压力的原因。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数据,智能手机拥有量在 2012 年底超过了 50% 的门槛——当时青少年抑郁症和自杀率开始增加。到 2015 年,73% 的青少年可以使用智能手机。
不仅智能手机的使用和抑郁症同时增加,而且在网上花费的时间也与两个不同数据集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我们发现,每天上网 5 小时或以上的青少年比每天只上网 1 小时的青少年出现至少一种自杀风险因素的可能性高 71% 。
两项研究都发现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多时间会导致不快乐。第三项研究随机分配参与者放弃 Facebook 一周与继续他们通常的使用。那些避免使用 Facebook 的人报告说,在周末时感觉不那么沮丧了。
有人说,社交媒体和电视媒体都是屏幕输出,电视时代开启的时候,专家也担心人们变成沙发土豆、综合思考能力下降,甚至喊出“娱乐至死”,但我们其实都活得好好的。
那社交媒体对人的影响是不是也被夸大了?
a
社交媒体引发信息量爆炸
电视媒体是“高成本制作 + 单向传递信息”,属于单点的发散传播,信息的传递接受量有限,人们也不能主动搜索信息。
而 网络媒体的“便捷性”让人人都能上传内容、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信息传递成多点爆发、形成信息大爆炸,而且人们还可以主动搜索、或被动推送接受信息。
国际教育媒体的吴慧雯在回复我的问题时说:
我认为是信息爆炸让下一代变得更敏感脆弱。虽然,被过度关注的成长环境,伙伴关系单薄,外部探索环境缺乏导致的自我体验不充分,还有与学业有关的单向度评价,这些都是原因。但这些问题我小时候就开始有了,唯独一点,我们小时候在信息爆炸这条上还好,所以我把信息爆炸放在第一位。 我自己感觉是这种环境下孩子的深度思考和消化一件事的能力真的很难建立。
其他家长也留言:
知识大爆炸挑战人脑的生理极限;现代生活方式下人和人社会关系的疏离;信仰缺失
以前信息接触少,整天傻吃傻玩,现在孩子们很小就懂很多,是不是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悟也比同龄的上一代更早更深?
b
社交媒体引发自我和他人的比较
此外,电视里出现的人要么是电视台的专业人员、要么是专业演员,总之和咱们普通人没啥联系。
而 社交媒体中,熟人的“风采展示”占了很大的比例。
这是因为网络媒体有“互动性”,从而让传媒有了社交的属性,社交媒体上不仅有不认识的陌生人,更多的是自己认识的身边人。
“点赞”和“粉丝”成为人们发圈的重要动力,并且 不惜余力地美化所展示的生活,博取关注,形成眼球经济和网红经济。
所以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大爆炸,不仅是信息极其丰富,而且往往带有自我美化的滤镜,滤去了真实生活里的曲折和丑陋,让人们难以直视自己生活中的缺憾。
最重要的是,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上联系最密切的,往往是身边的同学和好友。
而身边人在社交媒体上展示的,往往又是那么光鲜亮丽、快乐顺遂,让 青少年对世界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以为生活就应该是别人所展示的那样,而自己的失败是因为自己的无能,产生很大的挫败感和无力感。
有一名幸福学的导师说:“想要不幸福,就去和别人比较吧。”
他当时举了个例子,让读者先想象工作的年薪加了50%,自己感受如何。
这时一般人们都会说很开心、很快乐、很满足。
然后,他再告诉你,现在你的信息量扩大了,你得知:
你的加薪幅度是整个部门最低的,别人大幅涨薪还有丰厚的年终奖。
这时人们的情绪立刻由快乐转为沮丧、甚至愤怒。
事实还是那个事实,并没有改变,但人们为什么会情绪有那么大的变化呢?
因为信息量扩大后,人们有了比较,而且是和身边人比较。
研究表明,和身边人比较时,如果明显超过他人时,人们会产生自我满足感;如果明显低于他人时,人们会产生挫败感。
c
信息量丰富 + 与他人比较 = 慢性压力
很多家长在我的小调查中,提到 下一代面临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内卷,认为这也是造成下一代更为敏感脆弱的原因。
其实,“信息量丰富 + 与他人比较” 就是造成整个社会越来越卷的原因之一。
我们这一代读书时,父母挂在嘴边最多的是 “邻居家的孩子”。他们也只知道邻居家的孩子,也只把我们和邻居的孩子比较而已。
我们自己的信息也主要局限在班级和学校,外界有什么学霸和学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不太了解,也没有什么比较。
而现在不仅孩子处于信息的海洋,父母也处于信息的海洋,父母对孩子的比较不再限于邻居家的孩子,而是世界各地的牛娃。这无形之中,给整个家庭都带来了压力。这不,最近众多媒体还把中国娃和印度娃给比上了。
有位坚持“快乐素质教育”的妈妈,在号称“人均百万年薪”的小红书上学习带娃,结果发现小红书上的娃个个都是天才,她彻底emo了,焦虑到不行,给娃加了一堆补习班,最后不得不卸载了小红书。
其实, 很多“天才”仅仅是父母只记录了孩子的高光时刻,并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例如朋友说,她4年级的娃数学很普通,但有天她女儿解出了一道数学难题,她很高兴地po在了朋友圈里,结果几天后发现大家对她女儿的风评就变成了:“数学小天才,4年级就能轻松拿下初中数学。”还有不少家长前来取经,搞得她啼笑皆非,说娃99次做数学都抓耳挠腮的,就这一次灵光突现、被我发到了朋友圈,咋还引起了其他家长的焦虑呢。
社交媒体,正是这样一场信息大爆炸的“成功秀”,让人们在艳羡旁人“人生赢家”的同时,降低对自己的满意和幸福感,产生慢性压力。
不仅对孩子,也对父母造成焦虑的情绪。
而青少年因处于世界观成型的阶段、又在社交需求的高峰,他们会特别在意自己的外貌、是不是受欢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会特别长、并羡慕他人的好身材、好容貌、有趣或成功的经历等等,因此特别容易有慢性压力。
3.社交媒体让交往更便利,
也容易减少真实互动和身体活动
除了引发比较的压力,也有人认为,社交媒体降低了线下人际关系的真实互动。
不过很多人并不同意这点,表示社交媒体让人际交流变得更方便,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世界变成了地球村。
201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的Moira Burke对1200名Facebook使用者进行了纵向研究,她针对用户在Facebook上的一系列行为(比如点赞、私信、评论等等),分析了它们和幸福感、连接感的关系。她发现:
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接收私人化的、定向的沟通内容,通常是一对一的沟通,会有利于孤独感的减轻和幸福感的提升。(我们都喜欢让好友伴侣多给自己发消息是有道理的)
当人们在社交网络上接受广播式交流,即浏览信息流上的朋友最新动态、如看到别人在国外游玩的照片、新做的午餐、孩子的成就等等, 会降低人的连接感和幸福感。她的实验发现,看别人的facebook页面会让人产生更多的抑郁情绪。(因为社交媒体以成为自我展示的渠道)
Moira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建议是:
提高社交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最终我们都要回到线下生活。
积极心理学的两位泰斗— 哈佛教授沙哈尔(Tal Ben-Shahar)和美国心理学会长塞利格曼(Martin E.P. Seligman) —也都反复强调 高质量的人际关系是对幸福感极其重要。
在Christine Ni老师的幸福工作坊中,我有幸观看了沙哈尔教授的系列授课,受益匪浅。他讲道:
关系是幸福的头号测试指标。
人类关系从电子产品中受益,并与我们所爱的人保持联系。
但因为科技产品的成瘾性,让人们沉迷于虚拟世界,损伤了真实关系的质量和数量。
一对对情侣面对面坐着,但手里各自拿着手机。青少年一起出去玩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他们更有可能关注手中的虚拟屏幕。
虚拟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盛行,导致了用虚拟关系代替真实关系,用眼球运动代替全身运动,用有害的分心术代替健康的专注。
然而,1000个factbook好友,并不能替代一个永远的好朋友。
体育锻炼的减少显著造成了抑郁的上升。
而且,无法专注于当下我们内心或眼前的一切,也是心理健康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沙哈尔教授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解释“不运动就像吃抑郁药”,并强调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线下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线上的人际关系。在此我不赘述教授的论证过程,咱们记住结论就行。
00后、10后作为数字原著民,生活重心从线下往线上转移、从原子世界往虚拟世界倾斜,家长需要做的不是减少和限制他们的网络使用时间 —— 毕竟北美中学都是用电脑教学做功课,家长要限制孩子的社交媒体使用时间非常困难。
但 家长可以鼓励孩子有个运动的爱好,毕竟运动不仅能改善人的心理健康水平,还能促进孩子的身体发育。
如果 孩子不爱运动,家长可以发动全家、或者发动孩子的好友多参加户外活动。阳光光照能显著减少人的抑郁——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心理医生会建议抑郁症的来访者多去佛罗里达晒太阳。
正如摘星的Laura老师所说:“Gen Z 在社交媒体中长大,在游戏中理解人际关系,爱好公平,研究能力卓越,非常有同情心。但是他们在虚幻世界时间非常多,没有足够阅历和实际经验解决“冲突”问题,因此会看起来脆弱。”
4. 精细化养育,
低压力下的散养 vs 高压力下的圈养
在我的小调查中,约 有7成的朋友认为下一代的脆弱离不开家长自己的责任,把孩子保护的太好、太周全,导致孩子成为暖房里的花朵经不起风浪、糖罐里泡大不够皮实、蜜罐中长大没受过挫折教育。
确实,几十年前世界各地都是每家好几个孩子,能吃饱穿暖快乐长大就不错了,做家长没有什么育儿的焦虑感。中国家长大概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对孩子精雕细刻,美国中产阶级则更早一点。
Parent(家长)这个词,在美国从七十年代开始,普遍具有了动词的形式,可以写成 parenting —— 意思是作为家长对孩子的操作。
80年代开始,精细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开始普及。大批的父母认为需要时刻监管、教育孩子。《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在2 0 1 9年一篇谈及精细育儿的文章里指出:“如此一来,父母们使劲儿把每个下午、周末都填满,给孩子们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还有各种旅行运动比赛。”
在中国,1980年开始推出独生子女政策,家长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更加剧了家庭精细化教育的趋势。
你的 parenting 技能怎么样呢?育儿已经成了一门学问,再加上市场细分越来越发达,有很多老一辈闻所未闻的讲究。
比如,我是婴儿的时候,父母拿一瓶全家通用的润肤爽给我涂、我的衣服和父母的衣服混在一起洗,满地爬的时候周围也没有什么保护措施。
我家大宝是00后,我给他用婴儿专用的强生宝宝油涂满全身、婴儿衣服分开洗,满地爬的时候我先会覆盖家里插座和尖锐物品。
到了二宝三宝20后,我被告知婴儿的脸、身体、屁屁要用不同品牌的专业护理油、婴儿衣服买专门的宝宝小洗衣机分开并消毒,爬的时候除了家里的环境保护、还要戴上护膝和海绵头套。
这不是养孩子,这是供皇上啊。
这部分家长的回复都特别精彩,摘录如下:
源起家长的过度保护,孩子们都是需要经历挫折和坎坷才会学会真正的成长,过度保护会让他们认不清现实社会,经不得风吹雨打。
因为跟我们比,下一代被保护关爱得比我们曾经的多,所处环境更加自由放松,所经历的各种负面的事情也不多吧。
散养的和圈养的肯定不一样。
从小被保护太好,按大人的要求成长,自我独立性差。
从小受到关注和关爱太多,过多注重自己的感受,而不去关心周围人,太自我,陷在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中。电子产品太泛滥,精神上空虚,身体能力差。保护太好,一有挫折就是天大的问题,过不去。
下一代被我们家长保护的太好,没有受过太多挫折和磨难,所以有一点点小困难就崩溃了。
父母刻意屏蔽了很多成人世界中的现实困难,展现给孩子的都是富足和单纯温馨环境。但孩子们的世界也一样危机重重(孩子视角),只能用他们自然的孩童的原始方式处理,这就会出现暴力、恐惧、萎靡、崩溃等幼儿时期特征的表现,而孩子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成人还无法理解怎么这么小的事孩子就这样了。
很多人生活目的性太强,目的性导致细密的安排,从而导致容错率低。毕竟我们是生命,活着本生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无目标的时间,无目标的陪伴是重要的。
这里推荐一本书《园丁与木匠The Gardener and the Carpenter》,作者是艾莉森·戈普尼克Alison Gopnik,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展心理学教授,也是这个领域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她一生的研究都围绕儿童、儿童的成长以及儿童的认知展开。
作者认为: 家长跟孩子,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个操作。
做家长不是做木匠去生产产品,而是做园丁,是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孩子自己好好成长,并学会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因为帮助孩子探索和试错是家长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说实话, 这本书我第一次读的时候,觉得西方教育书不符合中国家庭的实际情况—— 大部分家里就一个娃,谁敢就让他们这样自由生长?
后来疫情三年,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原本按部就班、稳步前进的生活,突然就被卷入乱流中,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再加上有了二宝三宝,我又在家里种了不同的植物,这时重读《园丁与木匠》,无限感慨:是我肤浅了!
育儿其实有个根本的矛盾,就是探索和收获(explore/exploit)之间的矛盾。前者要求开放试错,后者要求收敛专业。
精细化育儿,实质是风险控制,减少了生活的复杂性,但同时也提高了孩子的脆弱性。
解决这个矛盾的策略就是小时候要多探索,长大以后再专注于收获。
《园丁和木匠》认为:6岁以前,养育孩子的重点不是掌握某一方面的技能,而是让他学会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人的童年期那么长,就是为了学习探索和试错,应对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所以幼儿父母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环境让孩子探索。他们可以无责任地随便折腾,变复杂,以期适应未来多变的环境。
那么青春期的孩子呢?
从脑科学角度来讲,青春期的孩子动力系统澎拜,但控制系统(大脑前额皮层)发展滞后 —— 除了自然生长,控制系统还高度依赖学习和经验。
试错就是个好办法。如果你做出过一些错误的决定,吃亏了,你就会学会下一次如何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实践中吃一堑长一智,你就会慢慢变得成熟,这个成熟的过程就是你的控制系统成长的过程。
当然等到青春期才开始试错,成本有点高。但晚试错好于不试错,如果孩子一直不能主动做决策,他就一直没法成长和成熟。
关于精细化养育,还有家长提到:因为下一代被保护的太好,独生子女加精细教育,形成了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这也让他们变得更容易受打击:
所有的目光和资源都放在他们身上,从小就被期于“必须优秀”不允许平庸,这一代未必比我们快乐。
这一代的孩子没有被需要的感觉 没意义没价值感。
如果这一代人指的是我们在中国的一代人,那其中一个原因是责任感的缺失。我们包括之前很多代人,活着是为了责任。现在进步在可以不背负他人的责任,但代价是那份坚韧也就消失了。
在岸见一郎的《被讨厌的勇气》中,他也提到 “ 幸福=贡献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Do something bigger than yourself” —— 当孩子总是接受来自长辈的帮助,他就容易习得性无助,不仅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觉得这个世界缺了他也没什么,容易产生消极情绪。
相反, 孩子如果能为他人贡献一些什么,在家里做家务、遛狗、在学校里帮助他人、做志愿者等等,他都会感受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是被他人所需要的,从而产生人生的意义感。
好了,文章又写长了,就此打住。总结家长在育儿方面如何应对“下一代更脆弱敏感”的趋势:
鼓励孩子有一个运动爱好。如果不爱运动,尽量发动孩子去户外活动身体。 帮助孩子与真实生活产生连接,让孩子对他人有贡献感。家长适当克制什么都为孩子准备好的欲望,让孩子多参与决策和后果的承担。
孙颖康 (Rebecca)
专注于升学规划和心理健康的成长教练。让孩子成才,家庭成长。
摘星教育(加拿大精英私校规划申请)的创始人,棒呆加拿大(美本藤校规划申请)的联合创始人
天赋优势及职业兴趣的认证咨询师,心理学硕士和心理健康大使。
旅居过新加坡、英国、加拿大、美国, 了解热门留学国家的教育优劣,有横向的大局观。
经历过跨越阶层的变迁,了解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生状态,有纵向的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