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42岁的苏纳克接任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史上最年轻的首相。此前国内媒体报道，教育改革标杆校北京十一学校也在三年前迎来了年轻的80后校长，而在国际化学校，校长、副校长等高层管理人员的年轻化现象逐渐凸显，甚至90后、95后已经成为学校掌舵人。这一现象对国际教育而言是新趋势还是暗藏隐忧？

01年轻高管：个性化、不稳定性，一枚硬币的两面

相对于诸多公立学校，在中国发展仅30年的国际化学校本身就是教育界年轻的“后浪”。顶思研究显示，在国际化学校教师群体中，28-35岁的教师已成主力军，而在校长、副校长等高层岗位上，也出现了30多岁甚至不到30岁的年轻面孔，这引起了业内关注并引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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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里学生本来就不好管，有的年轻老师跟孩子说急了，就吵翻了。跟家长沟通也不会说话，很容易呛起来。”在北京某老牌国际学校工作的70后刘宁老师观察到身边的90后老师同00后、10后学生一样有强烈的个性，工作中时常情绪化，在他看来，年轻校长是否会有稳定的情绪，能否管理全校师生，他持怀疑态度。

“热情的、有情怀的、有超出同龄人的冷静和洞察，但瞻前顾后、患得患失、有些偏执，这些可能同龄人有的特征也同样能在他身上看到。”80后教师林华回忆在工作中经历的90后领导——“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此鲜明地出现在他身上。

“做管理工作要付出很多，比如头几年几乎回不了家，现在年轻人能做到吗？年轻人要谈对象，一周三四天不回家在学校盯着可以吗？这里有很多现实问题。”刘宁回忆自己做中层管理时，谈到今时不同往日，疫情、生活压力、经济下滑等，都会成为年轻人奉献工作的阻力。某国际学校前校长严俊上任时同样是一位年轻的80后，当时才30出头，他回忆当时做校长最大的困难就是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要扑在工作中，没法顾家。

“高兴干就干，遇到摩擦不高兴干就走人。”国际教育业内资深高管招聘官王军提到，相比60后、70后老一代教育工作者，年轻高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偏弱，让“不稳定性”成为学校的一颗定时炸弹。

02高管“年轻化”趋势由来：教育理念、办学模式颠覆传统

年轻人为什么能够迅速“上位”？不少业内人士表示，选择谁做校长，主要和投资人的意愿相关，具有一定的主观性。30岁的吴雅萱正是在工作“空窗期”收到了华东某校投资人的“问候” ——“要不要来试试？”，正式成为华东该国际学校的副校长。同样，31岁的张莹也是通过高层之间的网络顺利找到“下家”，出任某大型国际学校的学部领导。表面上看很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涌动的趋势。

“印象中，大家觉得校长是一个年长的角色，要么就是和蔼可亲的女性老校长，要么就是胡子花白的老爷爷，通常在公立系统里越有经验的校长，年纪越大。但我们要看到学校教育在这2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新科学技术手段的出现，对在线教学的影响，给了年轻人更多表现的舞台。国际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国际更接轨，公立教育的经验不一定能在国际化学校完全适用。时代的发展我们是抵不过去的。”严俊说。

放眼世界，年轻化已经在各行各业延展开。比如，今年10月上任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年仅42岁，成为英国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2015年就任英国伊顿公学校长的西蒙·亨德森（Simon Henderson)上任时年仅39岁，是伊顿历史上最年轻的校长。在国内公立教育体系内，北京十一学校在2019年由田俊接任原校长李希贵。田俊同样是一位80后。在整个教育生态里，管理者都有年轻化趋势。

▲伊顿公学校长西蒙·亨德森

年轻领导者往往更加包容开放，不因循守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亨德森一上任就开始对伊顿公学进行改革。伊顿公学是英国培养首相的“摇篮”，是英国贵族教育的象征。亨德森弱化伊顿的社会阶层特征，表示希望让“从北英格兰的穷人家的孩子到南部的富裕家庭的孩子”都有机会入读伊顿。在新冠疫情期间，亨德森在觉察到教育不公平现象扩大后，采取新政改变现状，包括提高伊顿全额奖学金的名额，向全英公立学校学生免费开放伊顿在线课程系统，向伦敦以外公立学校提供更多教育资源等。

而国内年轻管理者的优势同样明显。王军表示，年轻一代管理人员普遍具有国内外学习和工作的经历，熟悉中西方文化，具有国际视野，能更好地在国际课程融合、学生发展等方面做贡献，同时年轻一代在对外交流上更具有语言、文化背景方面的优势，具有创新精神，能够引领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同样，在创新教育圈，年轻化已经是一个重要标志。顶思从北京国际学校达罗捷派了解到，校长敬沛和校内30%的中高层都是90后。“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有着相似的理念、价值观，更因为现阶段有些90后已经步入30岁，这是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是最适合开疆拓土的年纪，视野、心性、激情、方法都比较平衡，本身家庭压力不大，能够在工作中全情投入。”敬沛谈到学校高管结构时谈到。

敬沛毕业于美国布朗大学，曾就读美高，是美式教育亲历者。达罗捷派以PBL项目式学习为主要特色，这种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于传统学院派背景的老师来说是一种挑战。敬沛认为自己作为管理者的优势恰好是弥补了教师们的不足，“作为PBL学习的有经验者以及PBL理念的实践者，可以为团队提供很多新的想法和启发。”

严俊分析，经历过国际课程的学生，从国外留学回来再进入到国际教育行业，会进一步对人才队伍进行年轻化更新迭代，所以国际学校管理者的年轻化会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

03名校海归光环的压力：速成、跨界、挑战、焦虑、动荡

顶思注意到，年轻高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外名校毕业生，尤其国外名校海归。他们通常能够更快速地进入领导岗位。入职后，他们会涉猎教学、运营、管理、行政等多个岗位，培养模式类似于企业“管培生”。他们是“多面手”，同时也是“速成者”。

吴雅萱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加入北京某国际教育集团。期间对集团及学校的方方面面均有接触。工作5年后，她被外派到某三线城市创校。目前，她已跳槽到另一所国际学校就职副校长，负责全校运营，包括招生宣传、人力行政等。“前几年很焦虑，花更短的时间达成了别人可能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到达的位置。”吴雅萱回忆工作头五年，发展速度过快，被推上高位后，时常看不清自己的角色，为下一步如何走而感到迷茫。第一份合同结束后，她选择“裸辞”，寻找新坐标。

无独有偶，张莹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同样入职北京某知名新创国际学校。在哈佛的招聘会上，与当时的外方校长聊得很投缘，成为当时创校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她和吴雅萱 经历了类似的职业发展曲线，快速达到高点后陷入迷茫，然后逐渐找到平衡点。

严俊分析，名校生当高管在业内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部分投资人比较喜欢名校生，认为他们从英美名校毕业后，更了解国外的先进教育理念，更容易同国外名校进行资源链接。更重要的，是名校光环在市场招生、师资宣传、品牌打造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王军透露，很多学校在社会招聘不佳时，会破格录取名校毕业生，大力培养，这些候选者在这个过程中全面了解国际教育，有机会就跳槽离开，这也加剧了年轻高管的不稳定性。

04高管“年轻化”暴露隐忧：人才结构短缺，培养体系缺乏

无论是年轻高管的崛起，还是名校生的快速上位，背后都反映了人才短缺问题。教育界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不唯名校，不唯年龄，主张管理者应当多从基层岗位锻炼，懂教学、懂课程、懂学生管理，懂教师招聘培训，从基层岗位成长起来的校长，做管理的时候才能更加游刃有余。但在实际上，这又困难重重。

严俊分析，国际化教育在中国发展30多年，近十年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但人才梯队建设还没有跟上步伐，国内还没有形成向国际化学校输送人才的体系。相比较之下，在公立学校，人才培养机制相对成熟，有各级师范院校进行培养，还有各级别的教研机构，职称评比等形式做支持，最后一步一步培养有经验的老师成为校长。但是类似的体系在当前的国际化学校还未实现。

顶思人才发展总监Rocky表示，主要原因是，国际化学校的教师发展通道主要包括学术方向和管理方向。表面上看，层级清晰，通道还是比较宽广的。但是在接触大量教师跳槽咨询时，职业发展通道不清晰成为很多教师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Rocky分析，学校人力和教学部门联系不紧密，没有形成切实可操作的发展路径，学术和管理通道在实际中是交叉混合的；学校在组织发展上，对每个岗位的要求都有侧重，随着学校的发展，学校更倾向于外部吸引优秀的人员；学校内部师资的不成熟性、不稳定性、急于追求高薪高职的状态也是职业发展的障碍。而当不成熟不稳定的教师看不到上升前景时，又会谋求其他出路，因此进一步加剧教师队伍的动荡。

“我们经常说，公立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现在国际学校只有青，没有黄，更谈不上接！”在国际教育圈从业20余年的资深校长林伟君说，受语言等方面的限制，50岁以上的资深教师在国际学校里几乎是边缘人群。

而在以80、90后为主体的国际化学校里，围绕着年轻教师和年轻高管的关键议题是，“没有深厚的积淀，如何做好教育？”

教师发展专家马宁告诉顶思，国际学校的老师们整体综合素质强，但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清晰的规划，“热情、有独特阅历、学生喜欢”已经成为评价一个好老师的重要标准，但是“专业性”的考量是普遍缺失的。

马宁观察到，国际学校的老师很多不是师范专业毕业，没有经过系统的师范技能培训，因此基本功缺乏。老师们有亲和力，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但有的年轻老师在指令清晰、说话清晰上都没做到，这就是教学基本功的问题，“很多时候学生的注意力不集中，只要一次没有表达清楚，学生就产生了误解，最终都会影响到他对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这是相当重要的，但又在快乐多样的学习中被忽略了。”

“目前国际学校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层干部和教师的培养，包括业务技能和教育情怀的培训，如何把一个非师范生培养成合格的国际教育者，涉及到培训者的素养素质。”林伟君说，“年轻的校长们能否承担这样一项重任？”

*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作者 | Zo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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