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不是来背书刷题，上学是学会认识世界、学会选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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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孙译蔚 王琳 编辑 | 沈佳音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开学伊始，对着高一新生，年级书记、历史老师李亮表达了他对规则与自由的理解。他提醒学生，不能为了个人自由，而妨碍他人的自由。他以军训为例，就像一粒汗珠挂在你的脸上，规则不允许你擦去，你能否坚持你的操守呢？
李亮的话让新生周子其有些不满，开会结束后，还没等李亮出门，周子其便上前向李亮提出了疑问：“老师，洛克说，趋乐避苦是人性，您对这点怎么看？如果公共意志和人性相违背，我该遵从谁的看法？是不是意味着军训过程中，我可以擦擦汗坐下来歇会儿？”
紧接着，周子其又给校长李希贵写了两封信，一封关于军训，一封关于谈恋爱。在学生管理手册上，他发现这样一条，男女生交往不当影响不良者，记大过。他认为，交往不当、影响不良，不同老师有不同的看法，自由裁量度太大。
李希贵时任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在十一学校，学生们称呼他为“贵哥”，如果有事想向贵哥诉说，可以约他一起吃饭，也可以直接给贵哥发信息。
对于学生的行为，李希贵觉得，尽管有些问题研究得不是那么全面，但他们的眼光很好，视角也很好。
最终，学校的军训安排根据学生的提议做了一些调整。
2011年，十一学校被确定为国家办学体制和高中特色发展改革试点。一所中学没有了行政班级，没有了班主任，没有了班干部，开始分层教学、走班上课。4000多名学生，4000多张课表，200余个社团，40余款校服。
也是在2011年，资深媒体人粟国祥跟着记者团走进十一学校。没有老师、领导欢迎他们，接待他们的是四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向他们介绍自己帮助自闭症孩子的项目。
“同学，你们用多长时间准备这个PPT？”粟国祥问。“昨天晚上，我们老师说今天有客人要来让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感兴趣什么就介绍什么。我做的就是这个事儿，我特想干，就想让大家知道，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给你们讲。”
粟国祥当时就震惊了，自己工作这么多年，和领导汇报还是紧张，但那孩子浑身上下透出自信，于是他开始找原因。
等见到校长李希贵，已经是午饭时了。他们就在学校食堂吃。李希贵说要把学校变成学生愿意来的地方。
粟国祥长期报道教育领域，他觉得只要孩子愿意来，教育就回归本质了，特别好。于是他自费组建创作团队，随机从2012年的高一新生中选出三位学生跟踪拍摄，看着他们从高一至上大学，再到出国读研及就业。
这一拍就是十年。2022年，粟国祥和导演张琳选取了一部分，做成了纪录片《真实生长》。人生还在继续，成长没有停止，记录也还在进行中。
“我”，不是“我们”
2012年，陈楚乔通过中考考入十一，她没想到，学校管得这么松，“可幸福了”。她最喜欢黄娟老师的鲁迅主题课。她觉得，其他的课没有一门要求学生有一颗对生活敏锐的心，一颗对情绪和思绪敏锐的心，这门课在这个意义上是独一无二 的。
陈楚乔
纪录片记录了这样一堂课，教室前方的大屏幕上，有这样一行字：如果不介意，请脱掉校服，以“我”而不是“我们”定位，出现在课堂这一第二时空。在黄娟的提议下，几位同学脱掉了校服。学生不再是整齐地坐在座位上，而是三五成群地各成小组进行讨论。
“我终于成功地看到了你们内部之间的矛盾，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黄娟鼓励学生们说出自己的想法，展开辩论。
黄娟觉得资源就在眼前，许多知识学生完全可以自学。她对原《中国教育报》记者李建平说，教师不是全知全能的，你把答案告诉了学生，你以为拓展了他的视野，可恰恰是遮住了学生自我解读的可能性，阻碍了他心灵的生长。如果让他自己生长，也许会慢一点儿，有可能会弯曲一点儿，但他的根会扎得深一点儿，这样，他能够更好地经历风雨，能够更好地到达远方。
高中时，陈楚乔和同学一起筹拍电影《极度恐慌》。他们原本想得很简单，向学校申请资金，直接开拍。但在很多老师那里，他们都吃了闭门羹。最后，他们找到了李希贵，但李希贵也拒绝了，让他们自筹资金，以此体验和社会真正接轨的过 程。
他们前后召集了二三十名学生，拉赞助，穿插着拍摄了几个寒暑假，制作，卖票，收回资金，体验了完整的交易过程。“跑一套流程，我们确实学到很多东西。”
最终，《极度恐慌》的首映礼在学校的图书报告厅举行，台下座无虚席。那是陈楚乔高中三年的高光时刻。
陈楚乔在拍摄《极度恐慌》
宽松的氛围让陈楚乔觉得自己长大了。长大也就意味着，自己搞砸什么事，要用成年人的态度解决问题，也就是负责任、懂担当。
李希贵曾写道，我们试图营造一个真正属于孩子们的学校，给他们搭建舞台，提供空间，创造条件。我们希望在所有的教育教学和管理活动中，都能看到学生活跃的身影，我们还推动着孩子们能够慢慢地脱离家长和老师去自己做事。我们甚至十分情愿地让自己的虚荣心“丧失殆尽”，而看着孩子们的作为不断地超越自己。
“上学不是来背书刷题，上学是学会认识世界、学会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自己的CEO。”这也成了十一学校的核心理念。
纪录片里，学生吴汉霄每天练四到五个小时的舞蹈。“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应该有时间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课间有二十分钟，你为什么不去排练？可不可以把洗澡的时间缩短，进行排练？”
吴汉霄是拜占庭舞蹈社团的社长。他还跑到校长办公室，让李希贵穿上小黄人的道具，为社团拍摄宣传视频。在成人礼上，他向台下的同学讲述自己的梦想。第一次做DJ的经历，让他做出了人生最重大的改变和最重要的选择。大家疯狂地跳舞，笑着，那种特别纯真的快乐深深地感染了他，让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满足感。于是，他决定将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他与父母进行沟通，里面有各种摩擦和争吵。最后他对父母说：“如果这次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就让我去犯这个错误吧。因为我还年轻，我才18岁，我有机会去弥补这个错误。但如果四五年之后，我大学毕业了，可能，我就再也没有去犯这个错误的机会了。”
这样的高中让无数人羡慕。《真实生长》的弹幕里出现最多的就是“感受到差距了”，“人家的高中比我的大学牛多了”，“这是中国最好的中学了吧”……
把学生当人看
李建平在十一学校观察了3年，写出《中国教育寻变：北京十一学校的1500天》一书。李建平在书中写道，当改革的目标确立为“服务于学生成长”时，老师对学生的态度就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
很多事情都变了。过去，学校教导处对升旗、纪律、卫生、就餐、校服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扣班级的分数、对违纪学生通报批评，对学生很有威慑力。如今，它更名为“学生成长服务中心”。
常规检查的流程变了，由原来的检查、公示、评优变为检查、发现、沟通，协助学生进行自我诊断。检查不再是简单地纠错，而是发现问题，提供数据，帮助年级进行自我诊断。
除了学生成长服务中心，学校还创新了很多服务机制，校长有约、家长有约、学长有约、家长互助。学校每天中午确定一名校级领导，与学生共进午餐，学生自愿报名。
十一留给陈楚乔最大的烙印，不是丰富的资源、老师的引导，而是让她明白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
那时的她有些内向，不太擅长社交。十一让她知道，即便是这样一种个性，仍然可以做成自己想做的事。
“无论你想做什么，你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有自己的性格，以自己的方式做这些东西。”陈楚乔说。
陈楚乔在黄娟课上。
这种对个性的尊重是非常稀缺的。《真实生长》的导演张琳毕业于清华大学，她说：“起码这个学校的老师把孩子当人看，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可贵。”她从小学钢琴，差点要走音乐专业道路，但是她那个时候学琴不开心，因为她小时候外表是个可爱的小女孩，但其实非常理性、理智，很适合弹巴赫。可老师总是让她弹那种艺术表现的旋律型的曲子，她很难为情，就不想弹。“没有人知道，包括我爸妈都不知道，所以只会把你往一条路上去逼，我很痛苦。”
在高中，周子其充满了批判性，自由地表达着自己的想法。因为下午4点15分之后的课后时间被老师占用，他写了一封质疑信，名为“还自主以自主”，并将信上传到天涯论坛。这件事在学校也引起轩然大波。纪录片中，老师也出来回应，觉得委屈，是沟通有问题。
周子其
周子其觉得十一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学生当人看，尊重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成绩很重要，但他不一定说为了成绩或者说为了追求学业上的进步，就可以舍弃健康、自由这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比成绩重要的。但衡水中学的回答是为了成绩可以舍弃一切。”
周子其现在的女朋友高中就读于衡水中学，特别欣赏十一学校的氛围。高中三年，她都特别痛苦，只能默默地反抗。别人都是跑步去吃饭，站着几分钟就把饭吃完了。而她则是坐着慢条斯理地吃完。
“其中有很多牺牲和代价。十一学校老师的辛苦程度，可能是最高的。他们真的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时任十一学校战略咨询专家的李茂边用手比划边说，有老师曾告诉他，如果学生在高处，老师就在低处“趴着”，小心翼翼地求着学生，哄着学生，心是很累的。这和衡水中学不同，在那里，所有学生乖乖地听老师的话。
虽然学校4点10分放学，但很多十一学校老师还是会在办公室呆到很晚。他们正等着学生来向自己“提问”。这需要老师有人格魅力，这也是最心累的地方之 一。
普通学生的迷茫
2012年5月14日中午，在“校长有约”的餐桌上，高一学生张妙格向李校长诉苦，“进入高中以来，我总觉得有点儿不适应，挺别扭的，好像缺了点儿什么。”
李希贵说，那当然了，从小学到初中，你们一直有老师和家长呵护。你们要学会慢慢长大。十一学校的学生要提前长大，这样未来才会有加速度。你的感受我很理解，但在理智上，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会注视着你们，从你们入校，我们就搀扶着你们，一步一步，跟着你们走，到后来慢慢放开，这个过程就是教育。”
有困惑的学生不止一位。李文婷也是2012级的学生。和周子其、陈楚乔不同，她是初中才从山西大同来到北京，在北京郊区怀柔一所中学读初三，后来，她凭借着出色的中考成绩，进入了十一学校。
李文婷的心思几乎都用在学习上。她不知道学生内阁。其他学生对学生不可以使用手机提出质疑，觉得食堂的饭菜应该做得如何如何。李文婷觉得，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应该去适应的事。
镜头里的李文婷，留着短发，皮肤白皙，眼睛大大的，可能是刚踏入陌生的环境，面对记者的提问，她看起来有些不自在。
来这所学校前，李文婷只知道它是一所市重点学校，有良好的升学率。但改革就在那年发生了。
跨越两所环境差距很大的学校，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有更好的发展，认识更优秀的人，学很多新鲜的知识。但落差感也随之而来。“我是小地方来的，到这里后，落差很大。同学倒是挺友好，不会看不起你，但是你就觉得有时候跟不上别人的步伐。”李文婷说。
从县城到北京，她没有特别大的落差感。在北京郊区，李文婷的成绩和同学差不多。她英语有些差，便鼓劲儿学英语。每天背一篇新概念的文章，背了一本书，差不多有100篇。成绩便提上去了。
但在十一，李文婷第一次发现，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能做成。镜头前，她眼泛泪光。她感觉每天都被很多人压着。她听别人讲一些题，但自己却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高一时，不论大考还是小考，几乎每次考完，李文婷都要哭鼻子。成绩排名也快倒数了，李文婷落后的排名让她很焦虑，压力也很大。常常凌晨两三点，她才入睡。
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也没有人可以理解自己。父母只是普通的工人。那时，李文婷的父母在郊区租了一个二人间。父亲是铁路系统的工人，干3天活，回家歇6天。为了多赚钱补贴家用，休息时，他又做兼职。父母已经很辛苦了，李文婷无法和他们开口。而以前的同学都认为，你去了一个那么好的高中，有丰富的选修课，有优秀的老师和同学，他们都很羡 慕。
高一时，李文婷想当初应该去一所普通学校，她曾听说，有一位同学也是从郊区考入十一学校，后来不知道为何，退学 了。
十年后，李文婷和我聊起她的高中生活，眼睛又红了，眼泪在眼眶间打转。
高二时，李文婷的状态逐渐开始好转。她的身边开始有了朋友。她们都是通过中考考入十一学校，在这里几乎没有认识的同学。她们一起学习，一起吃饭，偶尔还一起出去下馆子。她的笑容变多了。
李文婷加入了舞蹈社，几乎每天都会在舞蹈室跳上一小时。高三也不例外。
她还遇到了方老师。方老师是她敬重的物理老师，课讲得好，但他有点急性子，有学生不会一道题，他就会说，我都讲过了，怎么还不会呢。
李文婷觉得，严厉的老师对自己更有益。他们知道现在的教育状况，竞争激烈，从而也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学生。
李文婷的心态也逐渐平和。“周围的同学都很优秀，你的成绩落后了，排在中间，或是靠后，都是正常的。”李文婷不再和优秀的同学比较，而是设立自己“跳一跳”便能够得着的目标。
排名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她不再想自己能考多少分，排多少名，而是踏踏实实地将分内事做好。
李文婷
两年后，李文婷排名前进了100多名，获得了双科飞跃奖。站在演讲台上，作为一名普通学生代表，她勉励其他同学：“我代表的就是一些普通的同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力，认为自己做够了，做好了就够了。就不用太想着自己的结果。就只要努力了就一定会有回报的。不管它的时间长还是短。只要有这个信念，我相信大家都会像我一样，有所进步 的。”
李文婷说，她没有准备发言稿。这些都是临时说的真心话。
make a difference
李文婷的高考分数不算高，但她自己挺满意的，因为这是自己全力以赴的结果。她最终选择入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对于过往的经历，她觉得，“迷茫的时候只是提早到来了”。高中那段日子让她学会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对将要作出的选择，有了更多判断。她大学选择了保险精算专业。
其他专业是一一排除的。比如，高中时她曾选修法语，但小语种要从字母开始学习，“太痛苦啦”。
她也想过当律师，或从事信息工程。那时，她眼里的律师是电视剧里踩着高跟鞋，挂着工牌，出入大厦的女强人。后来她发现这只是电视剧营造出来的形象。
进入大学后，李文婷觉得，大学像是又上了一遍高中，两个地方的环境很相似。但她的心态已截然不同，“你总要认识比你更优秀的人”。
李文婷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高中电影课上看的《穿普拉达的女王》。在女主人公身上，她能找到很多共鸣。女主人公初入社会，面临职业、生活等等困境，也是逐渐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想过怎样的生活。
甚至连研究生毕业找工作，她都不再焦虑。校招是学校、公司、自己签定三方就业合同。因为签完合同到入职前，双方都不能反悔，所以决定签合同前，同学们辗转反侧，异常焦虑。李文婷则内心坚定，她明确知道自己想去哪里。
对于去银行柜台工作，一些同学觉得研究生做这个有点不甘心，但她觉得，普普通通的生活挺好的，下班后，有自己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毕业后，陈楚乔去年加入了电影《逍遥游》的剧组，这部电影改编自东北作家班宇的同名作品。陈楚乔担任场记，在现场记录拍摄的每一条素材，然后将它们转达给剪辑。
陈楚乔很喜欢现在的工作。《逍遥游》杀青后，她在朋友圈写道：“杀青了，又是这样，经历了很多，抓取的很少，但始终被爱与快乐包围着。”
高三时，周子其和李亮坐着讨论未来的规划。李亮问周子其之后做什么，周子其说，无论去北大还是香港读书，他希望把金融、经济、银行作为一生的职业。虽然他很喜欢历史，但家人希望他比现在过得更好。爷爷将他们家从村里带到了市里，然后周子其的爸爸将家从地方带到了北京，他们希望周子其也能往上跳，一节一节地往上跳。
周子其在辩论会上。
对于周子其的选择，李茂和一位老师在办公室展开了讨论。“如果周子其的家境很一般，甚至是一个中低产阶层的家庭，他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觉得他很好，因为他改变了自身的命运。”李茂站在办公桌后，手指敲击着桌面，说道，“像周子其这样的学生，批判精神一点都不缺，他为什么没有激情？他是找不到他如何和这个世界发生关系。（对于十一学校）我的理解，你教得再好，你如果没有一点社会情怀，其实这样很没有价值。你无非就是为一些中产阶层，他们的后代，提供一个升学服务，很可怜的。”
高考考砸了，周子其没读成金融这样的热门专业，而是进入北大历史系。周子其形容在北大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是普通人的过程。
北大的一些老师则令他失望，他称之为“PPT Reader”，“他的课件可能用了五六年，甚至十年都没变过”。
他发现历史系本科毕业也很难找工作。“研究所你绝对去不了，因为一般都是博士起步。如果你去中学当历史老师，也几乎没有人要，因为现在像十一基本上是要博士，硕士都很少。”于是，他又去修了经济的双学位。
但他陷入了严重的自我价值怀疑。严重时，他出现了躯体化，比如胸闷、头疼。他从大三开始吃药，一直吃到研究生毕业。
他一边吃医院开的药，一边做心理咨询。做心理咨询，最触动他的一个点是，“作为人，我们被爱，不是因为我们对谁有特别的价值，而只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所以会得到别人的爱”。
他去年6月份回国，和现在的女朋友交往3年了。“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不能说我们没有给彼此提供额外的价值。但我相信，即便我们把这个价值拿掉，我们还是能互相支持。”
他觉得十一学校就像一个乌托邦。“在十一，有事我们可以直接找校长，但现实是，我们给居委会主任发短信都不见得回我。”
周子其从北大毕业后，还是和历史专业告别了。硕士时，他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公共政策。归国后，他入职学而思，一个月就又因“双减”失业。
现在，他进入一家留学公司做咨询顾问。他觉得也许命运会在你人生的某一阶段像过山车一样走到一个高峰，但人生也总有平缓的时候。
2017年，李茂离开十一学校以后继续研究中国学校的变革和创新。回想十一，他说：“只是做升学辅导，那么你占有这么多资源，你的价值在哪里呢？在北京市，这是一种有天花板的竞争，即这些学校来分配固定的清北名额。总体来讲，它不是一个增量竞争，是典型的内卷。竞争不会带来整体价值的提升。而这与十一的行动纲要，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有社会担当的人才相违背。”
李茂觉得，不止十一学校，只要是学校，培养普通人都是不够的。他喜欢英文里的表达“make a difference”，他想起李开复那句话，“如果世界因你而不同，你就不是普通人。哪怕是为家庭做贡献，那也不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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