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文学科是世界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元素，是人类知识谱系的基本构成要件，其发展态势直接决定了大学学科建设的总体水平与“双一流”建设的预期成效，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中心环节。人文学科学术评价有哪些问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陈平原的观点值得一读。
受访人陈平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采访人：王烨、陆艳原题“人文学科学术评价的7个问题”，载于《中华读书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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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相信刊物的级别问题，好的杂志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它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是也会把棱角鲜明的东西卡掉。
”
问：您认为发表论文的数量在学术水平衡定中应该占多大比例？
陈平原：这两者之间是有关系的，数量太少不合适，太多则没必要。我当年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标准，每年统计时，发表多少篇以上的不算。只希望大家一年能发一篇正式论文，且不要求核心期刊。因为作为学者，长久不写论文是有问题的。而且，人文学科很难有一篇论文定乾坤的。专业不一样，如研究当代文学能写很多，但有的专业，比如音韵学，一年能写一篇就了不起了。此外，之所以不强调核心期刊，是因为评审刊物的制度，在我看来有问题。学术界其实有自己的看法，哪些杂志比较好，大家心里是有数的。为了保底，我做系主任的时候，定了几十种大陆、港台以及日本的学术杂志，鼓励大家投稿。英文杂志没必要，因为学校已有奖励了。为什么另起炉灶，因为现有的评价体系存在一些问题：第一，集刊没进来。很多集刊专业性很强，学术水平高，但它不在评价体系里面。第二，我不相信单位级别能够决定杂志级别，杂志级别决定论文质量那一套。所谓特级、一级、权威杂志的划分是有问题的。就拿《中国社会科学》来说吧，他们有很严格的评审制度，会把不好的文章卡住，但也会把特立独行、棱角分明的东西卡掉。你看最近二十年，对整个中国学界有巨大影响力的论文，有多少是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反而有些民间性质的学术集刊，能保证特立独行、前沿性的思考和表达。所以，我更看重作者和论文，以及学界的反响，不太相信杂志的级别。
重不重杂志，看什么样的杂志，以及他们选聘的评审专家。理工科论文有影响因子作为判断的依据，但也不是绝对的。人文学的情况更复杂，好论文不见得发在影响因子最高的杂志上。用图书馆学家的眼光与方法来引导学术，不是一个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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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科的转引率可作为参考，但价值不大。
”
问：您认为人文学科的论著被转载率和引用率有多大的价值？
陈平原：不能说没关系，但是关系不大。现在有的杂志明言，要在本杂志发文章，最好引用我们杂志的论文。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很多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和话题，因为你做得很好，一锤定音，把问题都解决了，人家不跟着做，也都不引用。反而是那些争议性很强的，大家都引，或拿来当批评对象。所以，正引、反引、详引、略引是不一样的，但计算机并不能解决这么多的问题。人文学著作的引用和自然科学的引用不大一样。但我承认，这个指标可以列为参考，因为人文学的领域很广。如语言学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引用率很重要；而做文学的，普遍不太爱引用别人的话。有的专业喜欢天马行空，有的专业则强调知识积累，这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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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评审中，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外部评审，可以通过匿名评审和学校保密两方面来避免人情压力。
”
问：关于学术委员会的构成，除了学校级别的学术委员会，下面应该到几级学科？
陈平原：北大基本上是以院系为单位组织学术委员会，有的院系有两个一级学科，如历史系；当然也有自身学术水平不够，须与其他院系合组学术委员会的。但说到底，只要是内部评审，表面上尊重专家，其实还是不够专业。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即使是正常状态，也会严重受制于人情。
问：您认为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关注度，是否可以用来为人文学者的影响力加分？
陈平原：没有关系，而且不应该。你愿意上电视，没有问题，但除非你是做新闻传播研究的，如果不是的话，粉丝不能成为评价标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学的人文学者，参加大众媒体活动，相比其他国家要多得多，获得荣誉、名声也更容易。但主要问题不在这，关键是教授评审制度很难改变，一般都是大学人事部门下达名额，然后院系学术委员会做评议。所以，对你的整个评价，是你在系里面的名声、人际关系以及教学科研等一大堆因素综合在一起。在国外或港台大学，不是这样的。到时间了，你愿意的话，我给你送出去评审。主要评审你的论文和著作，论文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但这前提是保密，如果有人不服气，学校只给你看评审的结论，你无法追问是谁评审的。而在中国大陆，都知道谁在评审你。所以大陆的整个评价体系，客观上成了内部评审。我常说，一定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否则，很容易让人情代替学术。我们的职称评审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名额制，在欧美大学没有名额的说法，只问你合格与否。这个制度不改变，每年同事之间的竞争会非常残酷，久了就会变形，各种下三滥手段就会出来，导致人际关系成为必须时刻经营的东西。这对于全心全意做学问的人非常不利。会鼓励这么一种风气，也做一点学问，但花很多精力在人际交往上，从而严重限制了中国大陆学术水平的提升。
所以我才再三说，第一，要取消名额制；第二，要改内部评审为外部评审。若怕标准不同而导致放水，可以让若干名校组成联盟，我们互相评审，用这个办法，是能解决弊端的。否则，那些学问好而不擅长经营人际关系的人，在这个环境里，是很难评上的。这个制度之所以难改变，可能是权力问题，学校不怎么愿意放权。还有就是教授的比例问题。但这本来不应该是问题的，美国越是好大学，教授的比例越高，他们并没有比例限制这一说法。
问：外部评审怎么避免人情压力？
陈平原：第一是匿名评审，第二是学校保密。这不应该由院系来操作，应该由大学的相关部门来操作。主事者签订保密协定，泄密会被开除。作为申请人，你有权提供一个名单给他们，选哪些，他们来定；最后收回来的评议，如果有强烈争议的，可以另外找人。如果不是的话，主事者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这套制度在国外玩得很熟，谁触犯这个制度，是会被赶出去的。但是在中国的大学，既不能真正尊重外部评审，也无法保密，这个制度做起来就比较困难了。
参与这种评审，一般是没有报酬的。但比如哈佛大学选聘讲座教授，看得上你，才请你来做评审，这是一种荣誉。所以，不是钱的问题。不管有没有评审费用，即使有也不多，教授们也都会认真做的。对大学来说，选上一个好学者，是管二十年、三十年的，所以值得投入精力。而且，好大学的著名教授，你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义务做这个事，所以，不会计较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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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
”
问：重大项目申请获批，能否真正体现该学科的学术水平？
陈平原：我不觉得项目经费与学科水平有直接关系。我常说，人文学科如此拼项目是不对的。因为，给钱不一定就能做出好学问。经费和学问是两回事，在很多人那里，甚至是没有任何关系的。项目经费对于社会科学和理工科特别重要，但对于人文学科的意义不是很大——除非你做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资料搜集等。现在很多大学评教授，已经从研究成果退到了研究计划。我们以前看你的科研成果如何，不问你得到了多少钱，哪里来的科研经费，也不追究整个运作时间的长短。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变成了“计划学术”，一开始就告诉你几年完成，准备写几章，需要花多少钱，将来成果是什么样子。以金钱来衡量学者和成果，在我看来，是很不准确的。我不反对年轻学者积极申请课题费，但你拿到了，必须心里明白，这跟学问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必须等课题完成，著作出版，且得到学界好评，这才可以挺直腰杆。
问：您觉得学校或国家的科研经费分配和投入，能否反映学者的学术地位？
陈平原：我反对用得到多少经费来看待一个学者。评判学者，既要看他的学术成果，也看他的教学情况，唯独拿多少钱不重要。而目前的状况是，科研经费在评估体系中起了太大的作用。有些擅长编列预算做大项目的，把很多年轻学者拖进去，把一届届博士生、硕士生也拖进去，弄不好，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呀！我们培养博士，是希望他们训练有素，独立思考，将来才能走出一条新路。若都投进了老师的项目里，以后他们毕业了，怎么可能独当一面，迅速成才？博士论文是通过了，但出去以后怎么办？他不太可能有独立发展的空间和能力的。正因此，我不太喜欢“领军人物”这个词。“领军人物”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你必须号令天下。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喜欢“独行侠”，千里走单骑。学科不一样，一个好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不需要很多帮手，也不需要很多课题费的，关键是心境、时间及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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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各个专业有青年学术奖，可以规定参加者的年限，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
”
问：国家社科优秀成果奖等奖项能否体现学术水平？
陈平原：在中国目前的评价体系里，教育部颁发的人文及社会科学著作奖，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评奖，都可能是有问题的。但相对于其他评奖，这个奖项的评价标准比较严格，也大致公允。但有一个问题，为了管理方便，教育部规定每个大学要推荐多少著作参加评奖。这样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因名额限制，年轻老师上不来。若校门都出不去，年轻人很难进入全国性的竞技舞台。有感于此，从去年起，我全面退出此类评奖，因不想成为年轻人往上走的障碍。所以，请记得，评上的著作大都不错，但不见得是最好的。第二，因为著作是各个学校推荐上来的，评委有义务为自己的大学争取。每年到了那个时候，重要奖项和重要基金评审，若请你参加，学校会恳请你不要推辞，因为你在场，会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有时候会评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和书，那就是由于各方妥协的结果，说得不好听，是各个名校在“分赃”。还有一个技术性因素，评审的时间很短，书的数量又很多，评委只能勾选熟悉的名字。
问：您觉得如下想法是否可行——成立一个顶级专家团，将他们几年内所看到的好的论文、著作，尤其是年轻人的论著，列一个推荐榜单。时间久了会形成公信力和权威力。以后可以根据这个榜单，作为其他高校挑选人才时的依据？
陈平原：教育部曾组织评审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而且给予重奖。在我看来，效果并不好。博士毕业5年后，那时候影响出来了，评奖才比较可靠。不然，单靠答辩期间的互相推荐，那是不作数的，也很容易被有心人操纵。希望各个专业都有很好的青年学术奖，规定一个年限，多少岁以下，他们的著作或论文可参加评审，然后组织有公信力的专家，来帮助选拔。只要拿到这个奖，就等于得到学界的认可，以后发展比较顺利。困难在于，博士毕业找工作，那时候还来不及出大成果，也没有此类奖项可以“担保”。
问：有些年轻老师讲课好、学问也好，但是论文项目等硬指标不够，所以无法升职。像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解决吗？
陈平原：若真这样，学术委员会可以敲定。特殊人才，必须有著名专家推荐，且必须通过学术委员会来判断。论文数量少，但质量很高，那就请这个领域国内外最著名的教授来做鉴定，学术委员会若相信这个鉴定，那就报上去。院系以及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必须有这个担当。但这个权力不能随便或经常使用，理由必须十分充足，经过慎重考量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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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要求统计，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会丧失原来学术会议的意义。
”
问：院系主办学术研讨会能否可作为衡量该学科发展水平的指标？
陈平原：如今各个大学经费充足，组织国际会议已是家常便饭。看学术水平，与是否开会关系不大。但是，评判院系和评判学者，是两个不同的标准。若评判院系，组织很好的学术活动，当然应该加分。但评判学者，就不应该这样。现在国内外学术会议很多，不能说多参加会议的，学问就一定大。认真筹备的学术会议，确实可催逼你做研究、出成果。但一旦成为评价标准，就会要求数字，一统计就会成为流水线作业，丧失原来召开学术会议的意义。以前我们很重视参加学术会议，可现在会议太多了，会场越来越松散，很多学者并不认真对待，变成以交友、聊天及旅游为主。
问：参加政府决策咨询会或者报告获得批示能否提高学术声誉？
陈平原：这取决于你的专业。社会科学需要尽可能介入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中，人文学科却不是这样。努力获得领导批示，我不觉得是人文学科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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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学生的指标带进来，容易变成学界和权力的互相勾兑。学生的成就可以统计进来，但在职生不能算入其中。
”
问：著作、创作、译书、编书，是否都应该纳入考察范围？它们各自的权重应该是多少？
陈平原：编书算不算，要看学术分量，有的书没有多少内涵，有的书却编得很认真。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古文献专业的业绩如何统计。有的校勘很重要，可以当著作，有的就不行，这个必须尊重专业评判。翻译也是这样，不能一概而论，若翻译学术著作，而且是比较艰深的，还有学术性注释的，那当然是学术成果。一般来说，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畅销书，不算你的学术成果。在大学教书，文学创作也是不算学术成果的，这点大陆与台湾不一样。在台湾，著名作家要转型当大学教师，必须读博士学位，而且从助理教授做起。大陆高校为了装点门面，喜欢聘名作家，而且一聘就是教授，还不用上课。
问：学生的成就是否也能算进老师的个人成就，成为一个评价标准？
陈平原：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学生。最近二十年，各大学纷纷开始招在职研究生，目光远大的教授，专门招领导或名人。有一个大学教授很得意，说他不招副厅级以下的学生。除了政府官员，还有社会名流以及企业家。若你将此统计在内，就很容易演变成了官学或商学之间的互相勾兑。教授有了很多地位很高的政界、军界、商界、学界以及文坛的在职研究生，而这些本来就出名的学生，反过来烘托了教授的光辉形象，此风不可长。我的建议是，若统计学生业绩，在职生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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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陈平原：人越聪明、越做不了学问！
谈论大学，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谓“人”，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学生。我甚至认为，后者虽弱小，但代表未来，更值得重视。具体到某大学，只要有钱，著名教授是可以“买进”的，而学生却只能自己培养。所以，我喜欢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谈转瞬即逝的清华国学院，谈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且特别强调其如何“善待学生”，以及毕业生对于大学的意义。 大学的声誉及命运，某种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学生决定的。换句话说，北大能不能“世界一流”，本科生及研究生起关键作用。 我关心的不是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数，而是着眼未来——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的某一天，当人们扳着手指评说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时，突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与某所大学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所大学就是“一流”。
作为大学教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情。无论校长还是院系领导，其工作目标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学生创造好的学术氛围及生活条件。对于学生来说，能在北大念书，乃得天独厚，应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自己。从小就被“励志”的你们，听惯了各种关于读书的老生常谈，已经是“百毒不侵”了。那好吧，我就讲个真实的故事。
前两天搭出租车回家，因在燕园上车，司机知道我是北大教师，于是大谈北大如何了不起。类似的好话听多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司机感慨家境不好，孩子只能就近入学，没能及早送进海淀或西城的好中学念书，因此，去年高考，上不了北大清华，只好选了北京工业大学。我赶紧解释，北工大也是好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扶持的大学；而且，孩子若真有才华，毕业后还可以到北大念研究生。我们接着聊。说起开出租车的艰辛，赚钱实在不容易，每天起早摸黑，劳作十几个小时，司机显得有点疲惫。我问：“那你供孩子上大学，是不是压力很大？”没想到他马上精神抖擞：“不！没有任何问题。”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孩子能上北大，念多少年书我都能供。”不瞒你们，那一瞬间，我落泪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因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父亲很是得意，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应该报北大；要是你能上北大，我当了破棉袄也送你去。后来，我真的到北大念博士，毕业后又留下来教书。在我念书及教书那些年，父亲好几次病重住院，都是过了危险期才告诉我，而且叮嘱：路远不必往回赶。那年头，电话少，交通不发达，从北京回到我老家广东潮州，得三天时间。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忙到没时间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每当母亲问他是否通知我时，父亲总说，他在北大，工作压力很大，不要打扰他。父亲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子欲养而亲不待》，感叹子女学业上的点滴成绩，根本不能跟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相提并论。在座各位家境不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的父母，都像我父亲那样，把子女在北大念书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
在我看来，这是一所戴着耀眼光环，某种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学。身处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实没那么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国好大学一样，这里有杰出的教授与学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辈。面对父母谈论子女时骄傲的神情、亲朋好友以及同龄人欣羡的目光、社会上“爱之深恨之切”的议论，作为北大人，你我都必须挺直腰杆。享受北大的“光荣与梦想”，也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你我都会碰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记得身后有无数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尽力而为。
下面的论述，基于一个假设：诸位志向远大，且有一定的才华，只是在如何处理“训练”、“才情”与“舞台”的关系时，需要略加点拨。其中的轻重缓急，因人而异，这里只能大而言之。
01
关于“训练”
为什么把“训练”放在最前面，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教育”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伯乐”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千里马”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我反对把“宝”都押在这，对各种“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这么说，似乎有点悲观。但我更愿意从这个地方起步，思考大学课堂与研究生教育。没错，“江山代有才人出”，问题在于，这“才人”的格局到底有多大，以及“出”在什么地方。做学术史研究的，常常感到困惑：有的时代天才成堆涌现，而另外的时代，即便声名最显赫的，也都不太精彩。倘若学问上“一代不如一代”，你怎么看？当然可以上下求索左右探寻，把这事给说圆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即便你我加倍努力，也都不见得能超越前人。做自然科学的，容易有“进步”的自信，因科技成果摆在那里，汽车就是比毛驴跑得快，飞机又更上一层楼。人文学者呢，你敢说生活在21世纪，就一定比唐人更能审美、比宋人更有道德？
每年新生入学，老先生们都会谆谆教诲：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一时刻，新生预支美好的未来，长辈确信薪火已经相传，双方其乐融融。我则经常泼冷水，告诫大家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研究生，没什么了不起。缺少这种心理准备，不但成不了大事，还可能患上忧郁症。不要说竞争激烈、学业艰辛，单是从“掌上明珠”变成“普通一兵”，就让很多人无法适应。记得1948年吴组缃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朱自清不是那种大气磅礴、才华横溢、让你过目不忘的“大师”，初看他的为人及作品，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甚至有点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这点让吴先生及无数后人感动不已。吴文结尾，摘抄朱自清二十六岁时所作长诗《毁灭》的末段：“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正因此“笃定”与“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辉煌。
不只一个美国教授跟我说，你们北大学生有问题。听他/她们发言，确实很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开始我以为是语言能力或文化隔阂，后来想通了，那是因为北大教授普遍重“创造”而轻“基础”。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拒绝进行“操正步”之类的练习。我们的选修课多是表演性质的，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故没能达成训练目标（参见陈平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2期）。
各大学情况不一样，有的管得太严，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具体到学业，往往欣赏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艰苦的技术活。在北大，说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扬，是嘲笑你没才气。学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认真念书，而是不听课而能拿高分。因此，各位即便背地里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潇洒——别看今早考试，昨晚咱还连看两场电影呢。因筹备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我翻看了好多毕业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有些自认为很幽默的说法，让我实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师“人好”：“在中文系念书，要想考试不及格，那是很难的”；“除轰轰烈烈谈了几场恋爱，四年中似乎没学到什么”。类似的自我调侃很多，写作者或许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不能太当真；可也隐约透露出，我们的教学管理可能太宽松了。
有学生到哈佛大学念书，一年不见，瘦了很多；问起来，才知这一年中，没有凌晨两点以前睡觉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奖学金。一开始以为是特例，问了一圈，好多人都这样。学生们说，到美国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园生活有多幸福，无忧无虑，功课压力那么小，玩一样就过来了。这就是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在中国，中小学生最累，有高考的压力在等着；进入大学或研究院以后，压力突然消失，那就全凭个人自觉了。美国则相反，念小学中学很舒服，进入大学后，方才开始拼命念书。我是比较认同美国的教育体制的，小时候多玩玩，长大了才承受竞争的巨大压力。可诸位从小在中国念书，苦了那么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让大家喘口气。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单靠小聪明是不够的。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我当然明白，训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可请大家记得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中的一句话：“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学院中人，过分专业化，确实有其弊病；可“训练有素”——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化”，依然是对学生本人、也是对指导教师的很好表彰。训练好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做出大成绩；但训练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远。
进研究院，拿博士学位，走的是专门家之路。至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日后成为达官、富豪、慈善家、革命斗士，这都很好，但不是办学的本意。评判大学及研究院之成败，得看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训练有素、充满探索精神且确有创造性成果。这就是“专业”与“业余”的差别——前者全力以赴，几十年如一日，念兹在兹，而不是既当官又经商还写作、业余时间主持国家重点项目，那样的“全能冠军”，不可取。
北大学生给人普遍印象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对大家的“志向”与“眼界”很有信心，也很欣赏，需要修补的“才”与“手”，说白了，就是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的功用”——让即便才华并非特别出众的人，也能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终做出好的业绩。
02
关于“才情”
无论写诗作文、经商从政，都得有才情。做学问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训练完成后，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没有好的发展机遇了。可是，同样很用功，有人突飞猛进，有人则始终上不去，为什么？这就说到天赋的问题。
关于天赋才情，有几种类型，我略做描述：第一类，虽好学，但资质平平。似乎万事俱备，可就是“东风不与周郎便”。论文中规中矩，就缺那灵光一现，读后老觉得缺一口气。第二类，不是脑子笨，是暂时不开窍。这样的学生很多，调整得好，总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张研究生入学后马上撰写学位论文，而是希望在修课过程中不断调整姿态，等调整到位后，才进入论文写作。如此培养思路，好处是学生眼界高，视野开阔，缺点则是往往调整到位也就差不多毕业了；最后关头，紧赶慢赶，弄出个“眼高手低”的半产品，只好寄希望于毕业后继续努力了。第三类，有才华，但随意挥洒，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瑶先生对我的教诲：“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可惜了。”这句话，对大学生说有点早，对研究生不说，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华”二字写在脸上，且很享受周围一片赞扬声，若不及时提醒，等定型以后，要改也难。第四类，有才华且能善用，但外界条件不允许，最终没能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第五类，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多见。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个性，欣赏才情；可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要警惕“才子”情结。若不善积蓄，随意挥洒才华，太可惜了。在日本学界，说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训练不好，或不够用功。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举的例子是大学者黄侃。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不知其读书时如履薄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点《唐骈文钞》。在《与徐行可书》中，黄侃称：“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且“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学诚着意分辨学问与功力，针对的是乾嘉学人之误以“功力”为“学问”。今天倒过来，国内很多著名大学，尤其是自以为是的北大学生，看不起基本训练，故往往才气逼人但根基不稳。老师们不敢严格要求，讲课时更多考虑学生的兴趣，因为只有这样，教学评估时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时间，老师们都忙着写论文，不愿在教学上多花工夫。这就造成我上面说的，北大学生普遍有才情但训练不好。
对于学者来说，有灵气、有才情、有好的想法，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需要认真经营。这不仅仅是技巧问题，也包括心态。吟诗作文，可以发乎性情；撰写长篇小说或学术著作，需要长时间的酝酿与摸索。五四时期曾有一场争论，“小说”到底是“写”还是“做”——前者强调灵性，后者注重经营。实践证明，有才气，必须配上善于经营，方才能出大成绩。历史上众多有“匠心”而无“匠气”的大书，全都是苦心经营出来的。
回到正在或即将撰写博士论文的诸位，你才气再大，也不可能一挥而就。从“资格考试”到“开题报告”到“预答辩”再到“答辩”，这种步步为营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对于爆发式的天才，此举确实造成某种压抑，但保证了绝大多数学生的利益——及早发现问题，少走弯路。有的学生追求完善，怕老师批评，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来，于是蹉跎岁月；而且，拿出来时，木已成舟，很难再做大的改动。念研究院，本来就是进行学术训练，不要怕出丑，不要怕失误，正是在这种不断修改中，完善自己。
做学问没有才情不行，单靠才情也不行。我见识很多志存高远的北大学生，不屑于从小事做起，看不上具体的专业训练，整天想着如何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在《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学史研究，必须兼及技术含量、劳动强度、个人趣味、精神境界。为何连“劳动强度”也算在内？你用什么资料，花多少力气，下多大功夫，内行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劳动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论文；但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凭小聪明写出来的，不会有大的贡献。
03
关于“舞台”
说实话，以诸位的智商，念个博士、当个教授并不难；但真要做好学问，则没那么容易。这需要训练，需要才情，此外，还需要表演的舞台。目前中国的状态是，教授们机会很多，大学生、研究生登台表演的机会则少得可怜。我们的任务是，搭建比较像样的表演舞台，让年轻一代早日脱颖而出。这包括想方设法筹集经费，让研究生走出去，到国内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包括去年联合十多所著名大学，创办“两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论坛”等。诸位千万不要将目光局限在这小小的燕园，要走出去，参与各种学术上的合作与竞争。一方面是增长学识，另一方面也是表现自己，让学界了解你这坛“酒”的存在。过去说，“酒香不怕窖子深”，现在不行了，你没在学术会议及刊物上亮相，不会有人三顾茅庐的。
缺乏“舞台”，那是学校及长辈的责任；有了“舞台”而表现欠佳，那是你们的遗憾。好大学的学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机会，不擅长马上抓住，以为过了这个村，还有那个店。其实，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步。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博士论文是否优秀、重要学术会议上有无上乘表现、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对于学者来说，这都是决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读，要将自家学问心得在十分钟的发言中体现出来，你敢轻慢待之？目前国内学术会议太多太滥，与会者大都不认真；作为刚入行的研究生，你们还有学术理想，不说反潮流，起码应该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然后，抓住每一次表演机会，用狮子搏兔的架势，力求完胜。
对于学者来说，参加学术会议，除了交朋友，谈合作，游名胜，最重要的，是在学术对话中“表现自己”。具体说来，包含以下三个任务：发言、倾听、提问。
先说如何学会倾听。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把人家还没正式刊行的论点或材料“拿来”，那是违规；口头发表也是发表，必须给予尊重。我想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当下中国学界，会“说”的人多，会“听”的人少。有位从美国回来的教授告诉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学，理由是，教授们不听别人演讲，来的都是学生。将“参加学术会议”误解为上台念论文，发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为有名的教授，像走马灯一样，到处登台，只说不听，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作为学者，不能满足于“独白”，还得学会“倾听”。但凡精心组织的会议或论坛，总有精彩的发言值得你欣赏；不怎么精彩但有一得之见的，也应该仔细倾听。在众多学术报告中，能否敏锐地发现前沿话题，并意识到学术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断一个学者能力的重要指标。很可惜，当下中国，因参加学术会议而“获益匪浅”的学者，越来越少。
学术会议上，除了懂得倾听，还要学会提问。说到“提问”，我不喜欢以下三种风格：一是不懂装懂，有机会就举手，误解对方，胡乱发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气，东拉西扯，尽说些自己擅长而跟对方发言没有关系的话题；三是刻薄为文，不看对方论文大体，抓住一两个小瑕疵穷追猛打。所谓“提问”，可以挑剔，可以商议，也可以请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善意与真诚。学术会议不是拳击馆，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现自我，但不以打倒对方为目标。真正的高手，与人为善，一出口就让人明白你的实力，而提出的问题又是可以讨论的；至于某些可笑的失误，或点到为止，或私下告知，没必要拿出来热讽冷嘲。
既然参加学术会议，自家发言当然最重要。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中国大学没有开设演讲课程，很多学者缺乏这方面的训练。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于师徒讲学，也不同于公众场合的演说。表演性与学术性互相制衡，既不能夸夸其谈，也不能过分腼腆，目标是让同道听懂你的关键思路，以便展开有效的对话。如何做到既启发别人也表现自己，有几个小技巧，供大家参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论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认真拜读过，还是得提纲挈领，将自家论文的精彩处凸显出来。其次，倾听与阅读差异很大，发言时必须步步为营，切忌天女散花，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三，不常见的关键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读一遍根本无法知晓，或使用PPT，或印发给听众。第四，提要太短，论文太长，建议另外准备发言稿。临场组织或借题发挥，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更适合于作家而不是严谨的学者。第五，越是正式场合，越需要念讲稿，千万别逞才使气。因为，听众期待的，不是你的机智或幽默——那东西有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关键是你的发言有没有真东西，能不能让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赏技巧生疏但认真准备的论文，但无法忍受花里胡哨但没有真才实学的表演。请记得，学者发言或演讲，与歌星演出不一样。
04
关于“课堂”
前几天接受采访，我老话重提——既然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十三亿人中选出来，这大学怎么办都不会太差。某种意义上，我们在北大教书，是沾了学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其实际水平。作为北大研究生，你们也得珍惜这个可能是目前中国最好的学术环境。北大博士生的奖学金，比国内其他大学多一倍，那是学校自己筹款得来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费，食堂吃饭有补贴，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待遇说不定没现在好。还有一点，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帮老师做实验，也不怎么为系里打杂。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希望大家心无旁骛，全力以赴地读书做学问。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的奖学金确实比我们多，但人家规定很严格：每周干多少小时的杂活，一年只有十几天假期，其余时间不得擅自离开香港。
说这些，是因为主管学生工作的老师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学习热情下降，不少人经常逃课。选修课都是开卷考试，而人文学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北大教师又标榜兼容并包，你只要表达一点不同意见，管他对错，没有人敢给你不及格。看准了这一点，不少研究生学期初报个名，学期末交篇作业，不求高分，只要及格。毕业班的同学，更是以实习、找工作、写论文、谈恋爱为由，理直气壮地“翘课”。开始我不相信，教室里不是坐得满满的吗？结果一点名，十分之一没来；填补空白的，是外校来的旁听生。据说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有的课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学生们交流经验，不是谈哪门课更重要，对自己的学业有帮助，而是哪门课好修，老师给分高，且不用做作业。
那天走在未名湖边，听导游给中学生介绍北大：在这里读书很自由，想上课就上，不上课就逃，没人管你。看中学生欢呼雀跃的样子，我心里很悲哀，感叹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传统，确实是特立独行，自学为主；可曾经的“佳话”，怎么七转八折，变成了“假话”。张中行撰《红楼点滴》（收入《负暄琐话》），确实提及：“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可张文还有一句：“其实，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这无声无臭无形无文的“学术大法”，如同自然规律一样，保证着大学的运行。若忽略“学术空气”，放弃自我约束，只谈翘课的自由，那大学还能成为大学吗？
如此“悠闲”的校园生活，跟我上面谈及的北大学生才气有余而训练不好，有直接的关系。为了中文系的长远发展，也为了对学生负责，系办公会议讨论了好几次，决定从下学期起，要求选课的学生课堂签到。你们有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除了中文系每学期为研究生开设50门左右选修课，你们还可以修外系的课。但一旦选了课，希望积极参与，养成“诚实做学问”的习惯。有事可以请假，但不能太离谱；按照学校规定，四次无故缺席，取消考试资格。去年办百年系庆，希望赓续传统，激发学术热情；今年则突出教学管理，强化必要的学术训练。
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本人来说，是很痛苦的。作为《北大旧事》的编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不过，当年我就提醒，“轶事”见精神，但不能过分当真，“好玩”只是校园生活的一小部分。作为学生，绝大部分时间还是进课堂、图书馆与实验室。这些艰辛的“日常生活”，因为太普通了，时过境迁，不太被当事人“追忆”，但不等于不重要。
最后，我想说一句：请不要过分夸大燕园生活的特殊性，在这里念书，同样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
本文原题为“人文学科学术评价的7个问题”，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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