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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校长会
导言
前阵子，张家界天门山四名农村青年决绝自杀的消息，让无数人震惊和心痛。其中一名来自四川的女生，就是在初中因成绩不好，“拖”升学率“后腿”而被学校劝退，后艰难地辗转多地打工，最终陷入了人生窘境。
这不禁引发我们思考，面对那些后进生或“问题学生”，我们是毫不留情地“劝退”，还是怀着真诚的人道主义情怀竭力地帮助他们，给他们一些温暖，在他们的精神世界照进一缕人性的光辉？这检验着学校的教育智慧，更考验着师者的良知。
本文与你分享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詹大年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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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失联
“有些学校说是‘择优教育’，可他们哪里是‘择优’？明明是‘甩差’。明明是当‘优生’招进去的学生，学生学习不好了，便想方设法将他们撵出去。这明明就是‘甩差教育’嘛！”这句话出自 昆明丑小鸭中学的 詹大年校长。
这所与“择优教育”形成强烈反差的中学，在距离昆明市区五十公里的宜良县，专门“择差生”，招收那些厌学、逃课、打架、沉迷网络等常人认知中的“问题学生”。从2011年至今，十余年间，丑小鸭中学帮助2000多名被贴了标签的“问题孩子”和300多名患抑郁症的学生回归到正常的生命状态。
在这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的教育实验中，詹大年校长试图另辟蹊径去找到一套方法，适用于这些被培优教育体系放弃的孩子。丑小鸭中学让那些被放弃了的孩子学会生活和自爱，收获尊重和理解。
01
30余年，他把校长越做越小
詹大年可能是唯一一个把校长越做越小的人。
30多年来，詹大年先后做了四所学校的校长。1981年，詹大年师范毕业，他放弃了留在县城的机会，选择回到农村学校。
学校条件艰苦，他与家长一起糊透风的窗户，在教室生火，为走山路来上学的孩子把衣服烤干；他从不留家庭作业，所有学习都在课堂上完成，因为他知道这些孩子回家，还有无数放牛、种地、砍柴的活在等着。但奇怪的是，他带的班级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26岁那年，詹大年做了校长。几年时间，他把一所乡村小学变成了中学，学生人数从100多人发展到1000多人。慕名而来的人数不断增加，以至于每到开学季他都需要消失一段时间，躲避一些“走后门”的“不情之请”。
在所有学校都在“择优赶差”谋求生存与利益的教育大环境下，当校长的十年间虽然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声誉越来越好，但詹大年内心的煎熬却愈演愈烈。
2000年年底，詹大年辞去校长职务“逃”到了昆明。他在“逃”什么呢？他说，“我看不惯那些不择手段挖优生、赶差生，千方百计捞油水的校长——他们的工作却风生水起。”
丑小鸭中学 校长 詹大年
在昆明，他一开始担任一所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的校长，并且依旧延续了他的典型作风，不择优，不赶差，被其他学校开除的、走投无路的“问题学生”，他都一并留下来。
尽管他对自己近二十年的教育生涯有足够的自信，除了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外，他自认为自己对待各类孩子都是有方法的，且因为“不赶差”，他拥有帮助“问题孩子”的足够多的经验，但是，事实证明，现实并不如预期乐观。
当“问题孩子”越来越多，首先不堪重负的是教师。在艰难的博弈之中，詹大年深刻地意识到，“对于这些孩子，如果不专门去研究他们，你走不进他们的内心，不了解他们的真正需求，怎么做也没有用。”
于是，他创办了丑小鸭中学。
02
没有“问题孩子”
只有孩子遇上了问题
被送到丑小鸭中学的孩子，都是家长管不了、学校没法管的，在大人眼中，这些孩子有很多“问题”：爱玩手机、沉迷游戏、打架斗殴、厌学弃学……
而对于这些外人视为“问题孩子”的学生，校长詹大年更倾向于把他们定义为“不适应传统教育的学生”。他说：“没有‘问题孩子’，只有孩子遇上了问题，并且是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也发现，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他告诉这位父亲，问题出在“指挥”两字，“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詹大年还发现，很多“问题”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残行为。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首先说的却是“学习不好”。
还有一个女孩的父母是浙大博士，他们认为自己的女儿“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小时候，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在家时，她经常把门锁起来，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学习。一次看到她在画画，妈妈边哭边骂。成绩下降令她感到焦虑，“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感觉成绩下降后，无人能倾诉。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源于家庭，成于学校，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曾8次探访丑小鸭中学。他注意到，这些年，“问题孩子”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他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苛刻了。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
在此背景下，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子”倾斜，他说：“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
03 无条件接纳 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
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影响下，“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出现裂痕。詹大年认为，提高分数不应占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系，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
刚建校时，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多数是大学生，但不到一年，教师们全走光了——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还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会手抖，害怕学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老教师们对“问题学生”多采取打骂方式，师生关系紧张。
后来，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教师，招聘条件注重“爱笑、会玩”，培训内容由课堂技巧转变为怎样对学生进行心理干预、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关系。
生活老师在陪伴学生
刚来学校血气方刚，以打骂方式来教育问题学生的向国悦老师，任教十年逐渐转变方法，讲笑话哄学生开心，和他们掰手腕，帮他们剪指甲，甚至帮他们洗澡。他用微小的举动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一开始学生当面怕他，内心抗拒他，后来学生们渐渐喜欢黏着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师”。他认为，学生需要帮助时，应该第一时间出现，“提供帮助和安慰。”
詹大年也一直自称“问题孩子他爹”。刚建校时，学生想方设法逃跑，为了与学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手机号印在学生作业本上和墙画上，告诉他们，长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求助。
作业本上印着詹校长的电话、微信和QQ
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干的，什么话都喜欢找詹校长讲，有时候突发奇想的点子被老师否决了，他们也找詹校长——万一詹校同意了呢——在他们眼里，詹校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之前有学生从丑小鸭中学逃学了，不回家，不跟家里联系，却跟詹大年联系：您放心，我在外面不会乱来，我想挣钱养活自己，我不想回家，我爸爸太可恶了。詹大年一直鼓励他回来上学。就是这个孩子，后来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丑小鸭中学考入了高中，考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第一年，他回来了，找到詹大年，说：詹校，如果不是您，我可能已经坐牢去了。原来他当年混过的团伙，因为伤人，团伙中的“老大”被判了18年。
詹大年曾经受家长之托去接一个不愿意来学校的“问题孩子”。到她家之后，发现女生染着红色头发、短裤、浓妆、高跟鞋。她在詹大年旁边坐下来，当即掏出一支烟递给詹大年，直直地看着他：“你抽吗？”詹大年摆摆手：“我戒了，你想抽你就抽。”女生果然就点燃了，吸了两口又灭掉，沉默了一会儿，对詹大年说：“你等我20分钟，我去楼下把头发染回来就跟你回去。”
詹大年说，这孩子其实是在向成年人要机会、要接纳。后来这个女生听从詹大年建议，学了珠宝鉴定，现在成了一个很专业的珠宝鉴定师。
无条件地接纳，就是詹大年校长、学校老师与学生建立良好关系的方式。
在丑小鸭中学，除了“逢节必过”以外，露营、爬山、20公里拉练、泡温泉、音乐会、知识竞赛、知识抢答、演讲比赛、小品大赛、养老院献爱心……学校保证一周一次小活动，每两个月带出去一次。这些活动不仅能活动纾解他们的不适情绪，释放他们的青春能量，更能加强师生交流，促进良好关系的建立。
说起在学校过的第一个火把节，一个女生讲述了真实感受：“我们一起玩，跳火堆，还用炭灰抹了詹校、 詹校的小儿子一脸”。玩着，谁是校长，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不知道了，心就打开了。
学生与学生之间也成为情感共同体，也是另一种关系的建立。
师傅，是丑小鸭中学非常特别的角色，也是自我教育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同伴互助，“问题学生”就是“问题解决者”。
来丑小鸭的学生，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和伤痕，初来之时，他们或是暴躁，大喊大叫，甚至大打出手；或是蜷缩在角落，拒绝与世界交流。心门，是封闭的。由于年龄相仿，相较于老师，对师傅并没有那么抗拒。此时师傅会默默跟随，并不急于靠近，寻找那个可以搭话的时刻。新同学的抗拒，往往只是因为没有安全感。默默地守护，微笑的善意，他们能感受到。
他们一起在课堂完成小组任务，一起在寝室协作整理内务，一起吃饭，一起打球。这样一同面对困难，分享快乐，同龄人间很容易共情，时间久了，之前的疏离消散了，心理关系就得到重建。不安的青春在这里安放，孩子眼里开始重现光芒。
04 尊重差异与个性 创建多元评价体系
詹大年认为，高压制度只会激起学生更大的反抗，即便他们“变乖”，那也是一种表演。消除学生内心对教育的恐惧，把这些“问题孩子”看成一个正常的人，满足他的正常需求就行了。
曾经有一个来丑小鸭中学报名的孩子，个子高高的，刚从另外一个特殊学校转过来，浑身还带着伤。第一次见面，在校长办公室，詹大年招呼他坐，小伙子不敢坐。詹大年说，你坐下嘛。他还是不敢坐。詹大年一拍桌子：今天你放心大胆地坐，在这里谁敢欺负你，我帮你揍死他。
“看着很可怜啊，那么高的一个孩子，怎么连坐都不敢坐了呢。”詹大年很心痛。
刚来丑小鸭小学的学生，有喜欢画画的、喜欢玩游戏的、独立能力差的……詹大年走近和了解这些特殊学生的方式都是从接纳开始，喜欢画画，就给一间教室让他画，喜欢打游戏，就让学长通过陪他打游戏来接近他和了解他。不喜欢做的事，老师就不强迫。在正式学习前，首先让这些孩子情绪放松，维持正常的生命状态。
一名学生刚来学校时，学姐学长陪他在心理室玩游戏
另外，在丑小鸭中学，与学生相关的一切事务都由他们自主管理，大到各个班级公约的制定与遵守，小到学校角落空地上种什么植物、墙壁刷什么颜色、画什么画，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决定，并分工完成。
学生在墙上“涂鸦”
学校的篱笆是孩子自己想要的样子，冷冰冰的铁皮也被他们画得那么浪漫。
寝室的房子虽然老旧，但是孩子们会自己策划独有的寝室文化。他们把寝室画成了星空、画成了森林，阳台上用马克杯种上小植物，一个孩子给杯子写上“向着希望奔跑，向阳生长”。
寝室里学生手绘的各种品牌LOGO
好的学校以每一个孩子为最高价值。好的学校没有“优生”，也没有“差生”，只有学生。而坏的学校，破坏人天生的能力与固有的关系，让人变得孤独、焦虑、不知所措，把生命的自然成长说成是学校的成功，明目张胆淘汰人，制定统一的标准，用“达标”去控制老师和孩子......
通过詹大年与丑小鸭中学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问题学生”的问题大多是在应试教育下的分数评价体系下所产生的。抛开家庭因素外，正如詹大年校长所说，他们只是不适应传统的教育模式而已。
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一个孩子都有缺陷。人性有长短，长短不等于优劣。长的筷子、短的牙签，哪个好？
有些孩子的缺陷就是对学科学习的不敏感或者不感兴趣。要弥补这个缺陷必须针对孩子的个性设计适合孩子的学习方向和学习方式。比如策划一场晚会，语言功底比较好的孩子，就让他主持；文笔比较好的，就让他写台词；还可根据孩子的特点和兴趣，请他们来控制音响、灯光，实在不能胜任的还可以布置场地、负责卫生。
总之，人人参与，让学生发展个性、发展能力、找到价值、找回自信。
好的教育应该有多元的评价体系，不仅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还要参考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意志、身心健康、情绪状态，甚至肥胖率、近视率、参与校外学科培训等情况；日常评价聚焦学生潜能发展、个性成长，注重对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考查，注重对知识综合运用、问题解决等表现的考查，而不是用统一的分数去评价孩子，去摧毁孩子的学习力、创造力、幸福力。
教育是心灵的事业，尤其需要师者拥有一颗柔软的心。当一个教师拥有一颗柔软的心，他就更有可能懂得一些孩子的隐蔽痛点和难言之苦，愿意站在孩子的角度温柔地守护，从而更容易打开他们的内心，破译他们的成长密码。用爱与良知在校园里播下种子，时间会让我们看见生命的力量。
詹大年校长曾在自己写的《如果詹大年挂了，丑小鸭中学还有吗？》文章中提到：“如果所有的教育者都能接纳孩子，哪来的‘问题学生’呢？丑小鸭中学这样的学校本来就不需要啊。我现在就想‘消灭’这所学校......我根本就没有打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丑小鸭中学。”
我们希望教育的悲剧可以不经常发生，我们期待教育生态越来越良好，我们相信“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不只是童话故事。
（图源：新京报、最人物、童书妈妈三玲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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