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看天下实验室
作者/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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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tella
前言
一年多以前，王铮从北大附中校长的岗位突然“下课”，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猜测，但他一直保持沉默。
王铮在北大附中的教育实践被称作“中国基础教育体系最激进改革”，本刊也曾刊发报道《最具争议的北大附中校长下课：是功臣，还是罪人？》。
直到最近，王铮以一名乡村学校校长的身份发声。
王铮是中国教育的“异类”。这一次他再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没有选择入职名校。他之前长期工作的深圳中学、北大附中都是中国最顶尖的中学。
而这一次，他告别城市，来到了北京郊区的一所乡村学校——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
农业中关村学校前身是平谷区峪口中学，学生大多来自周围的村庄。王铮没有选择新建一所学校，而是接管峪口中学，并将其和峪口镇中心幼儿园、峪口中心小学等区域内已有学校统筹改造成一所十五年一贯制新型学校—— 农业中关村学校。“如果不从改变一所典型的旧学校入手，其探索出来的道路就缺少复制和推广的意义。”王铮在接受2013级北大附中校友刘周岩采访时说道。
这篇刊发在“新校长传媒”上的报道是王铮的一次官宣，也是一份招聘启事——给农业中关村学校延揽人才。
这所学校的定位是乡村振兴的新型学校，尊重发展的全人教育。
去年6月，王铮与平谷区签订了一份长达8年的合同，他要做一份长期的事业。年近六十的他开始全新的挑战。
农业中关村学校引进北大附中的书院制，目前初一、初二学生成立了四大书院。
王铮希望通过对一所乡村旧校的改革，探索当下中国教育痛点的解决之道：乡村教育薄弱、城市教育内卷、普职分流唯分数论……
“如果学生都‘跑了’，我把农村的学生全都送去城里了，我不觉得那就是教育的成功。”
自由的教育，不仅适合城市孩子
改革从去年9月开始。
令学生们喜悦的第一件事是不用排队了——不用排队去升旗，不用排队走出校园，不用排队进入食堂……
去年下半学期开学伊始，从老师和校长口中，他们听到改革后的校园从“军事化管理”走向“自主化管理”。
学生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考验自控能力”，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想过“老师可以不管自己”。
初次见到峪口中学的学生时，方超感到“震撼”：他们按固定路线，排队到食堂，一路默不作声。
方超曾长期任教于北大附中，现在也追随王铮来到农业中关村学校担任党总支书记，负责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他本想像在北大附中那样，请学生喝个咖啡，听他们聊聊自己最近的生活，但在这所学校，由于长期半军事化管理，每个人都很安静，问一句答一句。
“学生们很礼貌，但我感到这种礼貌并不是出于个人素养，而是长期规训的一种条件反射。”方超说。
改革前，老师会让赖床的学生拖一个星期的宿舍地板，让内务不整洁的学生在众目睽睽下接受羞辱。王宇是农业中关村学校一名初二住宿生。有一次，因为床单有褶皱，他受到惩罚——背着被子去吃饭、到教室。直到中午，他才能带着被子回到宿舍。
当时，班里有不少同学背着被子流浪过。回想当时的场景，王宇仍觉得“特别丢脸、特别尴尬”。担心“老师再次看自己的被子不顺眼”，有段时间，王宇干脆在教室呆着，不回宿舍睡午觉。
改革后，不按时起床，不会再有惩罚，老师会拉开窗帘，叫学生起床。床单叠得不整齐也不会挨罚。
“现在社会上普遍的教育可以称为工业化模式的教育，班级统一授课，按一个人才标准、一个模子来培养人，这是在塑造死的材料，把人做成了一个工具性的东西。我希望教育不是工业的，而是农业的。人本身是种子，教育是生长的过程，就是要尊重生命的规律。我们把学生的差异视作一种财富，去保护、去培养，而不是要去消除、抹平。”王铮说。
下午4点多下课后，一些学生在修缮过的操场上踢足球。一位初一学生告诉我，他喜欢踢足球，这件事让他的身体得到锻炼，还让他变瘦了。踢了一学期足球后，他的体重轻了五六斤。课后服务，他还选了地理补差、历史兴趣小组和跆拳道。
农业中关村学校的课后服务采用了新型的自主选课制度。学校打破了年级、班级界限，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出喜欢的课程。一共有59项课程，包括艺术、体育、科技课，也有针对文化学科延伸和提高的课程。每个学生有500个选课币，一个人为某课程分配的选课币越多，便有更大几率选中该课程。
这让学生很新鲜，“选课不是到大学才开始的吗？”课程多得让学生眼花缭乱，既要顾及文化课学习，又要考虑自己的兴趣爱好。
每个课程都有人数限制，会有学生选不上的情况。没有选到自己喜欢的科目，便会被刷下来，参与第二轮选课。如果自己非常想学一门课，但落选了，还可以给老师写小纸条，看能否“打动”老师。如果打动老师，老师可以直接破格录取学生进入这门课。
但是如果选择了，就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这也是很多学生第一次体会到自主性。有学生既选了数学培优，又选了数学答疑补差，结果发现两个都不适合自己，但也得上下去。
“初中的这次选课或许是我们大部分人，人生中第一次面临比较重要的选择，彼时我们的经验或许不成熟。”初一（1）班李子轩在学校公众号上写道，“但是通过这次选择，许多人知道了选择是不可改变的，既然选择了，就必须要做下去。会有第二次选择吗？一定会有。”
为边缘的大多数人办教育
农业中关村学校还延续了北大附中特色的书院制。这是一个校园社交团体，学生以自治、自我管理方式进行书院活动。
现在学校有四大书院，两个班级组成一个。书院会举办各种比赛，篮球比赛刚刚闭幕，接下来是英语配音大赛、足球赛。
曾经北大附中惹人艳羡，但大家都会说，因为是北大附中，资源丰富。在这所乡村学校，王铮要积极主动地去争取资源。
王铮和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第一次一起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去年3月。除了平谷区委书记唐海龙，王铮身边还站着小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等企业界人士。
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成立的背景是，在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下，平谷区被确立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平谷区对这所学校寄予厚望，希望通过优质的教育带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王铮在试图攻克乡村学校长久的顽疾。改革前，学校的资源远没有得到最好的利用：
学校投资数十万的地理教室早已落灰，没有培训，老师们不知如何使用那些设备，偏向应试的教学方法也没有真正使用先进设备的需求；
学校规划时，做了上千万的信息化项目，却没有专业的运维人员和服务，无线网络AP部署后在空转，现在已无法使用，买的软件从来没有培训使用过；
学校还配套建设了游泳池，但没有资金购买设备和运营，自建成第一天就从没放过一滴水，成了一个“游泳坑”。
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农业中关村学校，也是很多乡村学校的现状。这无疑进一步拉大了乡村和城市教育资源的差距。
据农业中关村学校公众号，利用争取到的千万级资金，学校将空置的游泳馆变为室内体育和艺术场馆。操场不再是泥泞的土地，变为人工草坪、塑胶跑道，还配备了25米比赛级灯光照明。学生宿舍楼也加装了淋浴设施。
更大的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师资。因超编严重，峪口中学已近十年没有招聘过新教师。学校没有灵活的费用开展特色教学活动，也无法更好地维护和利用学校的硬件资源。
因此，2022年9月起，平谷区计划通过三年时间，以教师交流、轮岗等方式将学校的老师调整到正常的编制数，打破原来因超员无法新聘教师的恶性循环。
农业中关村学校目前正在招聘教师。自2023年起，学校将按照每年20人的计划引进新教师，为新建高中做人才储备，同时优化、改善师资结构。新招募的教师除了在农业中关村学校担任教师外，还将和王铮合作，研发有潜力推广至全国的课程体系。
这次招聘给出的待遇是十分丰厚的，不仅解决北京户口，而且薪资也比肩北京国际学校，还提供公寓。
不再中考分流，不一定都要去上大学
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校长也会提醒，学校管得松了，但大家不能光想着玩，也要抓紧学习。
分数始终是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现在初中生面临的中考分流问题。这也是绝大部分家长关心的问题。
我问一位初一的学生，学校改革后，自由时间变多了，是否担心自己的成绩下降。她说，“如果学习成绩下降，那说明对自己管理得不够严格。”改革这半年，她的成绩几乎都是优秀。
如今，这所乡村学校刚迎来改革后的第二学期。它的未来必然还面临很多挑战和挫折。比如，王铮在北大附中任职时出现的“自由的限度”的问题，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争。还有，乡村家庭的需求如何与教育家的理念结合？
蒋佳佳是王宇的母亲。她在村委会工作，丈夫开卡车，不常回家。谈到给孩子更多自由，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蒋佳佳皱着眉头摆摆手：“自觉不了！”
我和她说起王宇被体罚的事情，蒋佳佳觉得在不打坏孩子的前提下，都没有关系。她认为初中的孩子像一棵小树，要管理，否则就会长歪。因为完不成作业、打游戏，她也会用拳头和棍子打王宇。“语言无法解决的事，要用武力解决。”她和儿子偶尔谈心，告诫他不要总玩手机，该中考了，要勤奋学习。这种话听多了，王宇也觉得烦。
蒋佳佳希望儿子能上普通高中，然后继续念大学。她自己是职高毕业，学了一些计算机的皮毛知识。她觉得从很多职业学校毕业，学不到什么。
孩子上普高，读大学是很多家长的期待。在聊天中，一些家长觉得，不管学校怎么改，成绩是最重要的。
但王铮想带着这所学校走另外一条路。在王铮的规划中，这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是“5+3+4”的学制，高中四年又分为“2+2”，即前两年通识教育，后两年学生根据不同方向与目标分流——既可以准备高考，也可以进行职业教育，毕业后直接工作。
王铮希望改变如今根据中考“上下”分流的方式，只有道路的不同，没有好坏的差别。“目前国内的制度更接近德国，分流较早，就是通过中考，你高过这个线一分就去上普高，低它一分就去职高。对十四五岁的孩子，命运就在那么一两天决定了，没有经历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主选择的过程。”
这样“普职”结合的综合性高中在国内尚属罕见。这样的尝试必然需要更多政策上的支持。所以在“新校长传媒”的那篇访谈中也特别强调了王铮的另一个身份——十三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小学校长委员。“平谷农业中关村学校的设立与探索得到了力图革新的平谷区委区政府及北京市教委的鼎力支持。这种‘上下合击’的方式，让原本看上去难以被撼动的体系有可能被撕开一个口子，蹚出一条全人教育与乡村振兴的新道路。”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探索自我，农业中关村学校计划在初中阶段引导学生们多尝试和发展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定向开展一些社会实践，让学生在过程中探究和认识自己的个性与潜能。
然后，再通过高中课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和综合能力，辅以专业选择、行业体验、职业发展等更加系统的生涯规划教育，完成普通高中文化课程的同时发展自我认知。
在王铮看来，不可能所有人都城镇化，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上大学。“本质上来说，大学也不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唯一道路，职业才是走向社会的根本，技能才是生存生活的基础，既使上大学也不都是上学术性研究型的大学，大学也还要有技术型、应用型、职业型大学，这些应该说都是不同类型的广义的职业教育，要分出清晰的层次。”
在具体的职业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邀请企业参与，把学校教育和企业的选人用人结合起来，要让企业根据他们的需求来帮助学校明确培养方向和出口。
关于农村孩子选择去城市，不留在乡村，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王春光在第二届《教育研究》论坛上谈到：“目前的乡村教育起不到为乡村振兴留住和吸引人才的作用，真正能提供人才的教育是高中（含职业教育）及以上教育。但高中及以上教育中为农教育比较少。”
王春光认为，培养出来的人才愿意到农村发展，需要相应的政策支持，包括人才奖励政策、创业支持政策、发展和成长体制、风险防范政策和体制等。
据中国人社部，2023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招工难、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这是去年高校毕业生数量首破千万后的又一新高。甚至，在北京，今年硕博毕业生人数首次超过本科毕业生。
“像现在这样所有人都去上大学乃至考研，但是又没有从中学到职业和生活所需的技能，是不合理的，这从全国的人口、就业情况就能看出来。让农村孩子都去卷高考，就和之前海淀大家都去卷北大、藤校是一样的。这都是零和博弈，有人去了别人就去不了，整体的收益是没有增加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因为这种竞争丧失了教育本身的东西。”王铮说。
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还会长期存在，如果所有人都挤在城市里，挤在格子间，就会出现越来越多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
这一次招聘，王铮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加入，他相信在这里大有可为。他也希望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能服务于本地发展，在本地扎根。“如果学生都‘跑了’，我把农村的学生全都送去城里了，我不觉得那就是教育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