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实用价值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在 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眼中，文凭通胀下，教育更需要考虑投资和回报。 在他看来，当下美国教育投入资本过高，而能创造出社会价值的人才数量，却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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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张楠 编丨Lulu
近日，《华尔街日报》发布一项民意调查， 56%的美国人认为学位不再值得花时间和金钱。
富裕国家的毕业生收入激增始于20世纪80年代。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和没有学士学位的人之间的工资拉开差距，这也被称为“大学溢价”飙升的开始。可现在，这种溢价要么停滞不前，要么开始下降，与此同时，读大学、获取学位的成本却在持续攀升。
在美国，按实际价值计算，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本科生）平均每年需要自付的费用，从1970年左右的2300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约8000美元。据评估，美国学士学位的平均回报率约为14%，二十年前，这个数字还有16%。
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经济学教授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写于2018年的著作《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系统是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 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曾因其离经叛道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巨大的争议。
5年后，该书中文版《教育的浪费》由中译出版社引进出版。如今再读，这位冷峻到有些残忍的经济学教授，笔下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竟有些一语成谶。
从伯克利本科、普林斯顿博士毕业后，卡普兰就一直在乔治·梅森大学大学教经济学，并成为终身教授。
就个人而言，美国教育待他不薄，甚至可以说，非常好。工作量不大、薪水尚可，还是自己热爱的工作方式，照理说，他断然不该“吃饭砸锅”，抨击美国的教育系统。但是，当他回首半生的教育经历、反思过去时，他愈发坚定地认为：现行的教育系统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演讲、访谈、撰文，这些年来，卡普兰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抨击，简直不遗余力。在他看来，当下美国教育投入资本过高，而收益，也就是可以创造出社会价值的人才数量，却不理想。因此，他建议政府减少教育支出。
怀揣着对教育系统的疑问，卡普兰以六年的调查研究、大量的实例，以及统计学数据相向读者证明了当代美国教育制度中教育过度导致的社会成本增加、教育溢价降低、学历通胀等社会问题，著成此书。
需要强调的是，卡普兰撰写本书的初衷，并不在于建议大家少上学、不上学。
对个人而言，教育是有回报的，这毋庸置疑。但任何事物，部分正确也不一定意味着整体正确。就好比在剧场，大家端坐在观众席上，此时，如果有人想获得更好的视野，最快的办法就是从座位上站起来，但是，当所有人都站起来，所有人都能获得更好的视野吗？答案不言自明。
虽然本书是对美国教育的批评，但对同一时代脉搏下的我们来说，也同样有启发。“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透过这位经济学家冷峻的眼光，我们也可以再次思考：学历通胀、教育投入和学习动力这些关键性问题。
信号效应占比高
教育势必演变为一场消耗战
2021年，美国一项研究报告，基于近3万个大学生的教育投资、回报数据，计算了学士学位的回报额。
在都顺利毕业的前提下，学士学位的净回报额中位数为30.6万美元。
注：在这份报告中，净回报额= 学位带来的终身收益增长- 大学的直接、间接成本。简单来说，也就是获得学位的学生，与高中毕业后直接去工作的同龄人的收入差。
但平均数、中位数这种数据，往往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残酷的真相是，有些学位（比如工程、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等）价值数百万美元，而有些学位（包括艺术、哲学、宗教和心理学等）则根本没有净财务价值。
再算上有可能无法毕业的风险后，学士学位的投资回报率中位数下降到12.9万美元。还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学位项目，投资回报率为负数。换句话说， 这些学位项目使学生的经济状况比他们根本没有上过大学还要差。
如果教育的实用价值真如人们所相信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大学、获得学位，相对应的结果应该是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才对，但现实却并非如此，而是愈发严重的就业失衡现象。
什么叫就业失衡？天文学博士从事服务员工作、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的年轻人去做调酒师，或者我们更熟悉的例子，985硕士送外卖等等。简言之，找一份工作所需的教育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从事一份工作真正需要的教育程度。
如果从人力资源成本的角度，这完全说不通。但若是用“信号模型”来看呢？所有雇主都希望寻找智力高、认真负责、愿意服从的员工，而一个更高级的学位证书，学士、硕士、博士......恰好能向外界发出这三大特征的信号。
在卡普兰看来， 现行的教育，50%-80%的功能是发送信号。只有剩下的那么一点儿，才是我们以为的，“点石成金”的人力资源价值。
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
如果还是觉得这个结论有些偏激，那么不妨想象一下：要么能够接受普林斯顿的教育但没有文凭，要么能够获得普林斯顿的文凭但不能体会教育过程，只能二选一，你会选哪个？
或者这么问好了，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学习，还是让人们相信你很聪明？
普林斯顿大学没有门禁，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进去听课，甚至可以参与在校生活动。卡普兰自己也一直在网络上免费分享他在乔治·梅森大学的课程。
可，事实上，几乎没人这样做。因为只有那一纸文凭，才能向雇主发送信号。而信号，是一场内耗战。
雇主注意到学业成功与工作成就之间的联系，便开始将教育背景作为招聘时的敲门砖；
聪明、优秀的人才意识到这一点，便开始致力于取得教育成功，以便日后实现职业抱负；
在聪明、优秀的人才中，教育背景差的人越来越少，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学业成功与工作成就之间的联系。
一个自我验证的循环里，年轻人只能选择卷入这场游戏，不断延长自己受教育的年限、获取更高级的学位证书。
当然，也有其他方式能传递这种信号。比如，在面试时，穿职业套装就比穿奇装异服要显得更有“服从社会准则”的诚意，但，这又怎么能跟全社会都服从的文凭价值相提并论——选择主动退出这场信号游戏的行为本身，就释放出了“不愿意服从”的信号。
在卡普兰看来，教育就像是染上了一种“闭锁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内卷”，人人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又无力改变些什么。
无用的学习
几乎无处不在
教育的一切都是信号吗？读书的意义只是为了得到那张文凭来展示能力吗？
许多主流的劳动经济学家，对卡普兰的结论感到懊恼。即使用最宽容的标准，卡普兰的观点也不能令他们高兴： 教育并非纯粹的信号，但信号是教育的主要价值所在。如果要为教育溢价中的人力资本与信号资本定出一个合理的份额，卡普兰认为，10:40是可以接受的。
换句话说，学生在学校里学到了多少实用的工作技能，在卡普兰看来，实在稀缺。
就连新冠全球大流行的几年间，人们声讨在线课程让学习效果大打折扣的时候，卡普兰也嗤之以鼻，“仿佛孩子们坐在教室里就真的学到了多少似的。”
1、 学校里教的，大部分都没用
每所学校教授学生的内容，都可以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这是可以接受的，总不可能每所学校都是培养培养技能的超级工厂。但问题是，二者的比例如何？
以高中为例，卡普兰把学科按照课程知识在工作中的实用程度，分为高中低三个范畴。柱高表示学生花在这些科目上的时间占全部学习时间的比例。
图源《教育的浪费》
“实用性高”意味着该科目知识能提高学生在具大多数职业上的工作表现，班上大部分学生以后都用得上，但学生们花在这些科目上的时间，还不超过三分之一；
“实用性低”意味着该科目知识或许能提高学生在极少数职业上的工作表现，最有可能用得上的，可能是选择未来去当该学科老师的学生。而学生们花在这些科目上的时间，却超过40%。
即使是“实用性高”的科目，学校里的教法也更偏学术，而非实用知识。以数学为例，几乎所有现代职业都用得上一点数学知识，但高中数学课上的数学知识，却很少被需要。
图源《教育的浪费》
这样的课程设置在卡普兰看来，大概也就只比还在以希腊语或拉丁语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古典教育”，实用了那么一点儿。培养学生技能？实在无从谈起。
要说到大学，卡普兰这位内部人士更是毫不客气，大学老师只是教自己感兴趣或能力范围内的东西，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可从来没有真实的职场经历。
2、 学习效果，被分数美化了
这还没有说到最致命的问题：知识留存率。
即使学校教育确实提高了学生的分数，学生掌握的知识也可能转瞬即逝。老师们挂在嘴边的玩笑话，可能并不是玩笑：“放个暑假，就都还给老师了。”
一项涉及上千人的大型研究，以高中生和19-84岁成年人为对象，测试了人们的代数和几何知识水平。结果发现，高中学过相关课程的受试者，大多数在5年内遗忘了一半的内容，而25年，几乎全部忘得一干二净。
更基础也更实用的读写能力、计算能力，也状况堪忧。
2003年，美国教育部随机选择了18000人进行成人读写能力测试（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Literacy, NAAL）。题目之简单，标准之低，结果令人瞠目结舌，只有13%的人达到了“精通水平”。
要是按受教育程度分类，就更有趣了。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达到了我们心目中大一新生的水平。
结果惨淡是因为题目太难吗？看看这个问题：如果每加仑石油便宜0.05美元，那么加140加仑的石油，一共能便宜多少钱？答对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到一半。考虑到是选择题、不排除有人凭运气猜对，真实情况简直令人不忍直视。
当然，正如许多人相信着“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教育者坚称，无论学生学习什么科目，最后他们都学会了“如何学习”或“如何思考”。
但无论是翻开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学习迁移理论”研究，还是着眼于眼下的测试，卡普兰直言：举一反三？不存在的。
曾经有一项调查探讨教育对思维能力的影响，以对高中、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新生和毕业生为对象，提出一系列口头问题，比如“电视暴力是否引发了更多现实中的暴力？”、“对可回收垃圾征收处理费，能否大幅减少垃圾排放？”，来测试批判性思维能力。
回答为开放式，无对错之分，只要能够就正反两面展开讨论、提出观点即可。结果发现，教育的确能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但幅度之微小，难免令人失望。
耗费多年学习，却无法完成日常事件的分析、推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怪不得心理学家道格拉斯·德特曼(Douglas K. Detterman)说，不指望学生能举一反三。“教育，甚至是研究生教育，只不过是帮助学生获得信息而已......我只会明确告诉学生，某一项技能未来在哪些领域能用得上。”
3、 非认知能力的提升？一厢情愿
教育界外的人士，则会更加务实地讨论到学校的其他方面，比如学会了自律、建立了人脉等等。
这听上去不无道理，也许，教育还扮演这样一项重要功能：让学生提前适应未来的工作角色。可问题是，学校灌输的不是职业要求，而是学校要求。这两种要求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时候，学校灌输给学生的理念会阻碍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就。
尤其是对于成效的定义和判断标准，学校看重的是抽象理解，而不是实际效用——说到培养孩子的自律习惯、为以后的人生做好准备、学会与人打交道，一年的工作经验比一年的教育要有用得多。
至于人脉，也是父母们不遗余力支持孩子冲击名校的关键原因。毕竟，学校名气越大，在学校获得优质人脉资源的可能性，也就越高。
然而，据卡普兰观察，这种所谓的人脉，可能永远派不上用场。除非是法律、医学这类职业性很强的学科，同学在未来工作中还有机会“互惠互利”。通常情况下，能带来巨大回报的人脉，几乎都是在毕业后、在野蛮发展的商业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后，才有可能形成。
学历时代
终将走向学力时代
无用的教育，带来丰厚的回报。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真实存在的，直到今天，对个体而言，“读书改变命运”的想法，仍然是可操作、有希望的。
但经过全盘审视的卡普兰，看到了背后的代价：教育的社会回报停滞不前。
蛋糕没有被做大，所以它终将面对“不够分”的那一天——也就是现在——看看那些手握精英高校学位却在求职市场中四处碰壁的年轻人吧，文凭通胀已然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那么，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到底该怎么办？
先从追逐学位的目标值说起，以卡普兰的数据分析来看，拿到学士学位（也就是本科毕业）后，教育溢价达到峰值。而硕士学位的学位回报率，对于最优秀的那部分学生来说，也仅有10%。
图源《教育的浪费》
通俗地讲， 对于大部分上大学、找工作的普通人来说，读到大学本科毕业，就够了。
获得了学士学位，并且在认知能力、性格、背景和其他一切特征上，符合该人群的普遍特征，按照认知能力测试的结果，这样的学生应该排在第73个百分位。卡普兰将其称为“好学生”样本。
“好学生”是应该上大学的，前提是计算清楚了自己的成本与可以期待的回报。
首先是最直接的物质投入与回报。
美国私立大学的学费不菲，倘若再算上此前读私立高中、准备大学申请的巨额投入，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毕业好几年都赚不回学费，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相较之下，读一所物美价廉的公立大学，倒不失为一种好选择。
其次，选择一个实用性强的专业。
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大学科）排在首位，经济学、商科也是不错的选择。越是吃香的专业，带来的回报的确越丰厚；冷门而高雅的艺术专业，零回报、负回报也是有可能的。
最后，学习能力与学习意愿也很重要。
鉴于成本、回报也不能完全以金钱计，这不仅关乎学习者本身的幸福度，也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学习者能够顺利毕业的几率。前文已经提到，没有毕业后的那一纸文凭，前几年的沉没成本几乎都会打水漂。
为什么要单独把“好学生”拎出来说？卡普兰无奈表示，教育对“中等学生”（排在第41个百分位）的回报并不丰厚，更不用说“差学生”（排在第24%个百分位）了。
对于能力较弱的学生来说，上大学是一笔糟糕的投资。去接受职业培训、去找工作，都比读大学要实际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卡普兰呼吁，我们需要更少的教育，但我们需要更多的职业教育。
从社会的角度，以追逐社会地位的传统教育是一种零和博弈，而追逐技能培训的职业教育则不是。社会地位永远是正态分布的，但平均技能是可以提高的。唯有如此，学历通胀的困境，才有希望被打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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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Wallstreet Journal: For a Good Job by 30, Do This in Your 20s , Lindsay Ellis
2. FREOPP.org: Is College Worth It? A Comprehensive Return on Investment Analysis , Preston Cooper
3. The New York Times: School Is for Wasting Time and Money , Bryan Caplan
4. Youtube: A Conversation With Bryan Caplan on Signaling,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 James D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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