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就是从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王铮发言中的那句“学生负担重是什么引起的”开始，3月6日下午，北京代表团第一组小组会议现场就变成了“教育专场”。
“我问一个问题，在座各位有没有算过，每个家庭校外培训的投入是校内的多少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杜德印发问，现场一时静默。
“我先表个态，对教育我是越来越满意，但也越来越焦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教育的高频表述，而身负人大代表和爷爷双重身份的杜德印，对学生课业负担重却感同身受。
“您的孙子每天晚上8点之前睡过觉吗?”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庞丽娟问道。
“我们家天天因为孩子睡觉的事‘打架’!”和许多家庭一样，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杜德印家里的第一主题。
“你看看我们现在学校里学的东西，比我们那个时候学得深多了，学生本身负担就重。”王铮说。
“校长，不能全怪学校!”杜德印忙打断王铮，“学生负担重是社会高度竞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我孙子其实学习成绩不差，但是班里成绩比他好的学生都报了辅导班，他也心里痒痒。”杜德印以自己的孙子为例，对校外培训热的家庭因素进行剖析。
今年初，教育部明确对2018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十项禁止”，而后又联合其他部门下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重拳治理超纲教、超前学等“应试”培训行为。今年全国两会，“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校外培训把家长裹挟进了一个剧场，前排观众站起来，后排观众也只好被迫起立，最后形成了全场观众都站着看戏。谁也没有收获更多，但是付出更多了。”中小学生减负问题写进政府工作报告，让王铮看到了消除“剧场效应”的可能。
杜德印曾邀请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专家主持了一个主题为“协同教育视角下儿童学习能力的促进研究”课题，之后他对减负的认识更客观，“减负不仅是教育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要为家长的思想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