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浙大医学院寄出了好多份遗体捐献志愿书，因为清明节后，有多人向他们提出了这个申请，也因为很多人被一群“无语良师”感动了。
日前，400多人聚集在浙江大学的无语良师碑前，缅怀618位“无语良师”。前排的参加者大多上了年纪，有的人头发已是花白。站在他们身后的是浙大医学院的学生，他们统一穿着白大褂，手里攥着一枝白菊。
从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退休的徐鸣一身灰黑色的打扮， 在缅怀“无语良师”活动开始之前，她在家人的陪伴下到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办公室签署了一份遗体捐献志愿书。
“无语良师碑”上
2012年，浙江大学“无语良师碑”建成，三块一米多高的独立的花岗岩上刻着遗体捐献的意义和618个名字，这618人是浙江大学自上世纪80年代起所有遗体捐赠者。它们围成一个敞开的U型空间，怀抱着一棵万年青。这块碑就这样安静地站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医学院中心花园内。
而最近，签署遗体捐赠志愿书的人又多了一人——徐鸣，退休前曾是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的一员。她来到了“无语良师碑”前，默然地看着碑上“徐陬(音zōu)”的名字好长一会儿，转身走进了安置骨灰盒的房间里。桌上摆着的医学脑标本便取自徐陬的身体。
徐陬是徐鸣的父亲，曾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一生从医的他经常向家人感慨：“十几个学生围着一张解剖台，站在后面的同学根本就看不到老师是怎么操作的。你们在我去世后把我的遗体捐献给我的母校，让我最后再为祖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做一点贡献吧。”在1997年因病去世之后，家人便按照遗嘱，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母校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大学医学院前身)。
“我是因为父亲才学的医，毕业后也进入了医科院。”对徐鸣来说，她与父亲既是校友，又是同事，“我的父亲是我们医科院第一个捐献遗体的，我的同事是第二个，现在我要做第三个。”
徐鸣每年清明节都会来浙大看看父亲，这次，徐鸣当场签署了自己的遗体(组织)捐赠志愿书。“到我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不要抢救，把遗体捐给学校，如果我死亡的时候，器官还派得上用场，就捐给可用的人。”徐鸣对丈夫说。
徐鸣走的时候，特地多拿了一份志愿书，带给她一起在医科院共事过的同事，“她说要做我们医科院第四个捐献遗体的，我们要一起把医科院的这个传统继承下去。”
和徐鸣一样，老人王敬东也特地来看望父母——陈锡臣、王梦仙。两人的名字在“无语良师碑”上并排刻着，这是在2016年的清明节刻上去的。陈锡臣曾任原浙农大副校长，是国内研究小麦的专家，也是浙大农学院退休教授。王梦仙生前一直和丈夫住在浙大华家池校区，两人是校园里有名的百岁夫妻。
王梦仙一直体弱多病，让儿子去打听哪有遗体研究所，“我走了之后，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研究研究，搞搞清楚怎么会得这么多的慢性病。”但这件事，她却一直没有告诉丈夫陈锡臣，直到把表格带回了家里，被丈夫发现。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学习、工作了81年的陈锡臣知道后说：“好呀，我们一起捐!”
两人约定一起把遗体留给浙江大学医学院作科研之用，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名字刻在一起。
签名捐献和看着亲人被搬走
感受完全不一样
“现在自愿捐献遗体的人慢慢增多了，对于教学来说，基本能达到供需平衡。”浙江大学解剖学课程组组长凌树才教授会给临床医学大三的学生上解剖课，目前，浙大医学院储备的遗体能满足10名学生共用一位“大体老师”，这在国内已经是最优的条件了。“10人一组，每5人负责一半的身子，再加上需要有人专门在一旁记录、查资料，基本上大家都能上手实践。”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接收零散的遗体捐献，再到2016年开始和省红十字会合作，近年来，浙大医学院一年能收到近100份的遗体捐献同意书，捐献者大多来自浙江本地。收到同意书后，医学院会定期回访，待捐献者过世后，医学院便派专人开中巴车去接遗体。有时候，多地同时打来电话，实验室必须先接回一位，安放好，再去接第二位。这是实验室的规定，“一定要尊重他们，不能同时运送。”
对于亲人来说，眼睁睁看着至亲的遗体被运走，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时医学院的车子都开过去了，但是家属突然就不愿意了，哭着不让人把遗体运走。“在文件上签字和看着亲人被搬走，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能理解。”凌树才教授回忆，“如果家属的心情不能平复，我们不会强求，也就回来了，尊重家属的意愿放弃遗体捐献。”
在遗体捐献的基础上，2015年4月，浙江大学医学院中国人脑库正式成立，为研究人脑的疾病无偿地提供脑组织样本。“如果说遗体捐献已经有点让人于心不忍的话，脑捐献就可以算是强人所难了。”因为脑捐献涉及的是最为精密的人脑，在过世之后必须在12小时内便取出，放入冰库里保存，对于刚失去亲人的家属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凌树才教授说，医学院当时就从遗体捐献者那里入手，一个个打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还愿意捐献人脑，现在已有上百例人脑捐献。和捐献遗体者一样，人脑捐献者的名字同样会被刻在“无语良师碑”上。
尽管凌树才教授对遗体捐献的现状表示乐观，但对全社会，说服大家捐献遗体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任季云松说， 2016年省红十字和相关医疗机构、医学院启动了遗体组织捐赠的接收工作。截至2017年年底，浙江省共实现人体器官捐赠850例，遗体捐赠累积实现255例。“遗体组织捐赠起步较晚，公众知晓度还有待提高，很多医学院教学遗体仍然不足，任重而道远。”
“我们每年实际接收到的遗体数大致在50~60例，这一水平已经维持了5~6年左右了。”医学院人体解剖实验室主任姜华东介绍，这样的遗体接收数量能够维持目前10~12人一组的解剖教学课需求，但若要达到最理想的6~8人一组的教学状态，就要让每年的遗体接收数翻一番。
面对“大体老师”，不敢辜负
解剖课是临床医学专业大三的必修课之一。同学们会把这些“无语良师”尊称为“大体老师”。
“当时我们十几个人围着一具大体老师，虽然有着很难闻的福尔马林的味道，但我们每个人都很珍惜这一次的上手机会。”浙大巴德年医学班大八的学生励夏炜谈起第一次看到“大体老师”的场景。
第一节课上，老师不讲解剖学的知识，而是先介绍这些大体老师们的生平。同学们被要求不能化妆，要统一穿着白大褂，课前集体默哀。
之后的每节课，老师会先通过PPT授课，然后同学们进行操作。上课场所前半部分是教室，后半部分是解剖手术台，“大体老师就放在里面，每次上课摆上来，老师们就在各组间巡回指导，我们不会了就喊老师来帮忙。”一节课学习解剖一个身体的系统，解剖过后，这一部位便不能再重复使用。划开皮肤，然后再去浅筋膜、深筋膜，观察肌肉、血管、神经。“我第一次知道手术刀有多快。”临床医学专业的马洪昆感慨道。
大体老师会被浸泡在福尔马林里保存，学期结束，“大体老师”便实现了使命，由实验室送去火化。姜华东告诉记者，当捐献的遗体完成了教学任务，学生们会完成缝合，恢复遗体的遗容，“这也是最后的一种尊重吧”。
“开学要上局部解剖学，有点小激动。”马洪昆这么说着，“但听完老师的介绍以后，激动的感觉就没了，就只是不想辜负‘大体老师’，一开始都很小心翼翼。”
“作为一个医学生，感觉能回馈给‘大体老师’们的很少。只能通过日后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来回馈帮助过我们的老师、用躯体作为教材的老师们。”临床医学大三学生潘梦琪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