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死之间有条线，这条线可能会划在医院的ICU。
5·12汶川特大地震，很多伤员的生死线就划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ICU，其中7个伤势最重的孩子，他们在生死线上来来回回了数十回合。而与死神拔河的，是包括华西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在内的全国7所顶级医院的专家。7个孩子就此与7名专家结缘。
十年间，专家们与孩子们每年相聚，关注他们的伤情恢复、心理重建、学习生活。而孩子们，参加工作、创业、结婚、生子、上大学、读研究生……
十年“相伴”，他们顺利“长大成人”。
拯救
与死神拔河
7个截肢的孩子 终于挺了过来
瑶瑶至今仍然不敢关灯睡觉。
地震时，她在什邡蓥华中学上初二，教室在二楼。一阵猛烈的晃动后，她的眼前一片漆黑，感觉整栋教学楼都压在自己身上，她一遍遍大喊“救命”，可埋得太深，一直得不到回应……39个小时后，瑶瑶被发现，获救。
唐仪君、李丹、魏玲、寇娟是绵竹汉旺镇东汽中学高二学生。唐仪君、李丹、魏玲一个班，教室在三楼，寇娟在四楼。回忆地震发生的瞬间，孩子们说：上着课，突然就“掉”了下去。
“到处都黑得很，到处都在喊，只有右手和脑袋能动。”唐仪君一开始还会挣扎，但很快就没劲了。只能等着，有人来就喊，没人来就等。魏玲也被死死困住，下半身完全无法动弹。李丹稍好，至少还能轻微动一动。
等待漫长而难熬。他们跟身边人说话，和同学一起报数。但越往后，声音越小，报数也越少。获救后才发现，幸存下来的就只有他们那一小片人。一个班40多个人，只有十多个人存活。
梦里，唐仪君很长一段时间都会“遇”到地震，每次他都使出全力向屋外狂奔。当年，他在废墟下埋了27小时，获救后辗转被送到德阳的医院，当晚就截掉了双腿。五天后，伤情恶化，被送往川大华西医院。
寇娟被埋了20个小时，双腿一样没能保住，在德阳医院做完截肢后也被送往川大华西医院。情况最严重的是魏玲。治疗期间，大小手术经历了30多次，单截肢手术就做了17次……李丹的情况要好些。她还记得，自己获救后，很快被送到了德阳医院给右手做减压手术，但减压不行，得截肢。“减压之后就迷迷糊糊的，醒来就已经在华西医院了。”
获救后的瑶瑶也在第一时间被送到川大华西医院，截掉了双腿。加上来自北川的王飞和什邡的秀秀，一个失去了左腿，一个失去了右腿，7个截肢的孩子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川大华西医院。
在治疗过程中，7个孩子在生死线上来来回回了数十回合，每一次都是一场拉锯战。
川大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康焰，对这批孩子有着特别的感情。“他们年纪小，都才十多岁，都有肢体残缺，治疗期间，病危通知书几乎每天都有。”当时，川大华西医院成为地震危重伤员集中收治的主要医院之一。康焰介绍，为了更好地救治伤员，当时卫生部从北京、南京、成都等地调集了7名重症医学科专家组成专家组进驻川大华西医院，自己也在其中。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重症医学科主任邱海波，在川大华西医院支援了两个半月。在他的印象里，这批孩子是他当年在川大华西医院治疗过的地震伤员里，伤情最严重的，也是医护人员投入精力最多的。
李丹已记不清医生下了多少次病危通知书。有一个让她印象深刻的情景：截肢带来的并发症，让她胸腔出血，体内出现积液，“抢救时感觉自己呼吸不过来了，很多医生站在我周围给我抽积液，感觉身体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康焰对魏玲和秀秀的治疗印象深刻。“每次为她制定手术方案，都是一场痛苦的‘拉锯战’：如果截(肢)多一些，可以减少感染风险，但不利于之后装假肢，甚至可能损害生育功能;但截少了，再次感染只能再次截肢……”北京协和医院内科ICU主任杜斌说，就这样手术-感染-再手术，魏玲的右腿被截肢三分之一，左腿被截肢到骨盆连接处。
瑶瑶和魏玲在一个病房，床靠床。康焰还记得，每次给她们换药，因为很疼需要麻药，加上带着呼吸机不能说话，两个人就通过护士互递纸条，相互鼓励，“要坚持住啊，快好了”。
还好，孩子们最终都挺了过来，之后从ICU转入普通病房，再进入康复中心，一直到2008年12月30日出院。因伤情较重，魏玲和瑶瑶的后续治疗还持续了三年多。没有结束的拯救
一年一度 十年聚会
康焰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年画——一个卡通孙悟空挑着一对大蟠桃，两侧还留有“震友亲们，集体创作”的字样。这是几年前聚会，专家们和孩子们一起在绵竹年画村李丹的画室画的。这样的聚会，他们已持续了十年。
牵挂
担忧孩子们的心理创伤 组织聚会
当年，治疗结束后，专家们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但仍然牵挂着7个孩子的成长。因工作关系，康焰时常会与专家们碰面。孩子们的恢复情况，成了大家每次必谈的话题。既然大家都这么关心，那就组织个聚会吧。志愿者卢小舟也参与进来，成为活动的执行者。
组织聚会还有另一方面的考虑。康焰说，当时把这些孩子从死亡线上救回来之后，大家很开心，但也有很多忧虑，“这些小孩都有肢体残缺，都特别年轻，这一代可能又很娇气、自我，甚至脆弱，就想他们在这样的大灾难冲击下，怎么在社会上去生活，担心他们的心理受到影响，慢慢封闭。”
邱海波也说：“他们不但落下这么严重的残疾，还受到这么大的心灵创伤，走出ICU以后，未来可怎么生活?”
聚会时间安排在每年春节前，聚会方式、地点、交通住宿等，也会提前一个月开始安排。到了那一天，专家们无论多忙都会到场，孩子们也会从各地来到现场。
他们还有个微信群，平日里，谁装假肢了，谁考上大学了，谁创业了，谁恋爱了……孩子们一一汇报，专家们细细叮嘱，就像一家人一样。
“每年见面灌输的都是，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残疾人，(不要想)怎么需要帮助，应该是我们能干嘛。”康焰说，更多的是在交流和鼓励，给他们支招，很少以金钱的方式给予帮助，也极少动用专家们的社会关系，“因为生活是他们自己的，要学会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
卢小舟记得，有几次聚会，因为魏玲做的手工艺品很好，他们还专门设计了一场拍卖会，竞拍她的手工艺品，比如福字、笔筒等。“价格也不贵，就是希望孩子们能看到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李丹每年都在期盼这场聚会，她觉得这是大家最轻松的时刻，“大家在一起，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专家们也都是自己的叔叔阿姨。”寇娟也觉得，当大家在一起时，生活中的行动不便和异样眼光都会消失不见。唐仪君更是像一个开心果，会把最灿烂的笑容带给每一个人。长不大的瑶瑶，性格敏感的秀秀也会无话不谈。
也有悲伤的时候，三年前的聚会突然少了一个人——王飞离开了，在上海工作的他因突发疾病离世。“大家都很伤心，我们在聚会上为他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又继续，不能让悲伤影响到他们。”康焰说。
重生
孩子们工作、恋爱、结婚 融入社会
十年聚会，康焰看到了孩子们一年年向好的方向改变。“一开始觉得他们会不会内心封闭，其实他们反而很乐观而阳光。”
几年前，魏玲结了婚，如今在老家开了一个小工作室，做一些手工品，孩子也已4岁。杜斌还记得魏玲生产时的紧张感。2014年3月，他从群里得知魏玲住进华西第二医院待产时，就立即联系了正在华西第二医院进修的同事，密切关注她的情况。“生了，母子平安!”当他发出好消息时，群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欢呼。
李丹也在两年前当上了妈妈，老公是一个地震群里的网友，广元人。结婚时，专家们还一起赶到绵竹参加她的婚礼。如今她在成都一家室内设计公司上班，职业的装扮，一副黑框眼镜，能说会道，活脱脱一个职业女强人。
唐仪君大学毕业后在骡马市附近的一家设计公司上班，每天推着轮椅到公司，下班再推回去，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出行。除了工作，唐仪君还找到了女朋友，已经见过了父母。但也有烦恼的事，“她父母还没有完全接受我”。
最近，寇娟正忙着在绵竹寻找新的店铺，“之前那个房租太贵了一点。”一年前，寇娟放弃了成都相对稳定的工作，回到老家开始创业——美甲。
瑶瑶在四川音乐学院读设计专业，即将毕业。学识最高的秀秀，也即将取得法学硕士的学位。
“第五年聚会，让孩子们谈未来规划时，有人说想开公司，有人说想做律师、画家，但却说不出具体计划，多少还显得有些飘渺;到了今年，他们讲的就比较落地了，都是生活中实实在在正在做的事。”原北京同仁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许媛也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
“医学又不仅仅是科学，还有好多社会学的东西，像这群小朋友的成长，其实也让我们更加坚定或者完善了，对类似患者在治疗中关于心理关怀这一部分的理念和做法。”康焰说，“要把这样的病人救治过来，要让医学做得有温度有关怀一点才行，不然最后生理上的东西改善了，遗留下心理上的问题，治疗起来更困难。”“是时候放手了”
孩子们成人
都有独立人格和独立生活能力
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创业、结婚、生子、上大学、读研究生……迎来重生，回归生活，专家们觉得，是时候放手了。其实，在第五年、第六年、第八年的时候，专家们就已想过可以结束聚会了，但一直不舍，没有成功。
“如果我们一直这样，解决了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主动去想怎么让他们过得更好，为他们安排，其实(我们)是有担心的，因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怎样能够独立生活下去。”康焰说，“因此，从第三年、第四年起，基本上就是像朋友一样对待，让他们能慢慢脱离我们去生活。”
“五年以后，我们这些教授就在想什么时候能够放手，现在看来没问题了，这些小朋友都有独立的人格，都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康焰说，十周年时，应该可以真正意义放手了。
告别的时刻最终来临。今年2月，一场特别的告别演讲在成都一个咖啡馆进行。孩子们各自准备了一份演讲稿，讲述着地震、讲述着自己的变化和成长，到场专家也纷纷为孩子们送上自己的祝福。最后一次聚会，带着几分伤感，也笑中带泪——
“我很感谢上苍的眷顾，让我有一个健康漂亮的天使。”
“李丹说想当白领，我说我想过好每一天。”
“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不确定的，极其幸运的，趁自己还有时间和力量，去做所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2008年5月12日，一个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但因为遇见了你们，我遇见了希望。”
“在华西的时候像回到了婴儿时期，被报以最大的善意。”
……
康焰觉得，“我们努力想和这些小朋友从形式上切断的原因，其实不是彼此的关系变淡，而是想让他们在没有我们这些叔叔阿姨们的支持下，依然可以非常好地生活。”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我是你曾经的医生，你是病人，也没有说我们是长辈，你是小辈，大家真的就是一种忘年交。他们开心，我们也觉得像朋友过得很好一样开心。不过是大家曾经有这么一段经历，这就像大家一起读了这几年的书，一起出去干了这么一些事情，然后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种关联或者感情。”康焰说。
“表面上，这十年是我们在关心帮助这几个孩子，但实际上，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把生活各自经营得有声有色，我们并没有为他们付出多少;而恰恰相反，他们是我做过最长的一组重症患者‘远期随访’，从他们身上我的收获很多。”杜斌说。
李丹一直珍藏着一幅画，名字叫《唐仪君的伤疤》，这是她在川大华西医院康复治疗时与大家一起学画画时画下的，还曾在美国展出。画里的伤疤全来自唐仪君身上。那时，她没事就对着唐仪君拍，然后就画，最后组成了一个奔跑的人。
她说，画里的唐仪君就是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