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均耕地面积大约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突破现有耕地保护内涵对重新认识耕地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能更大程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该研究界定可耕地内涵，运用生态位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法对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开展可耕性评价，测算可耕地规模和空间布局，分析可耕地与现状耕地空间冲突，并提出耕地保护转型策略。结果表明：1）可耕地数量充足，约为现状耕地的2.05倍，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2）可耕地质量从东南向西北呈阶层分布，质量逐渐降低。3）可耕地与现状耕地存在空间错配，16.83%的现状耕地分布在不可耕作区。可耕地的提出为耕地保护转型提供了方向，可耕性评价有助于摸清中国可以耕作的土地资源本底，开展可耕地分级分区保护并依据分级分区结果适当调整现状耕地、新增耕地布局，进而实现良田粮用，确保国家粮食出现危机时及时提供足量的耕地投入农业生产。
关键词：耕地；模型；可耕性评价；耕地保护转型；空间冲突；生态位模型
引言：中国一直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但在漫长的耕地保护过程中，耕地保护思维逐渐固化。在农业发展时期，凡是能进行耕作的土地均可开垦整理为农田，即耕地。农民以耕作为生，对农田格外保护。然而，当前的耕地主要指现状认定为耕地的土地，耕地保护亦只是保护现状认定为耕地的部分，而现状为其他用地类型中具有耕作能力的土地，并未得到等同于耕地保护效力的保护强度，而使其耕作层遭到破坏，进而失去耕作能力。此外，通过三轮的全国土地调查结果可知，同一地块的土地利用类型在耕地和非耕地间来回转变，新增耕地认定标准也一直发生变化，导致农民及地方政府对何为耕地及何为新增耕地缺乏清晰的判断，致使耕地保护因土地利用现状变化而变化，耕地保护效益未能长期持续。因此，要实现长时期、可持续的耕地保护目标，需要确定相对稳定的保护对象，实现耕地保护“一张蓝图绘到底”。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贸易全球化给中国粮食进出口带来便利的同时亦带来巨大风险。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大豆进口高达10033万t，占粮食总进口量的70.34%，而国内大豆产量仅1960.2万t。粮食进口相当于进口大量虚拟耕地，有助于缓解中国耕地压力[1]，但是全球贸易存在巨大不稳定性，随时都有可能因为贸易争端、极端气候、全球性疫情等造成国际粮食贸易受阻，威胁国家粮食安全，这进一步彰显了立足本国自身资源禀赋建立稳定的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因此，仅仅保护现状耕地并不能从本质上解决中国粮食生产需要，唯“红线论”的耕地保护强度并不能完全应对突发状况下的粮食安全底线要求。要想实现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要储备充足的具有可以耕作能力的土地（本研究称之为可耕地），以便在突发粮食安全问题时能快速投入生产确保口粮安全。相较于经常变化的现状耕地，可耕地是依据生态、气候、地形、土壤等条件综合评价得出的结果，不以土地现状利用类型的改变而改变，更具有稳定性，有利于长久推进耕地保护，实现耕地保护效益长期可持续，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通过已有研究发现，学界有关专家学者就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研究。主要聚焦在耕地质量提升[2-3]、耕地识别与监管[4]、国际粮食贸易[5-6]、耕地保护政策演变路径[7-9]、耕地保护制度演进规律[10-11]、耕地“三位一体”保护机制[12]、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挑战与展望[13-15]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对中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进行研究，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现有研究大多依托于全国土地利用调查数据，即现状用地类型为耕地的土地。部分学者则有意摸清中国耕地资源家底，剔除数据库中为耕地实则不为耕地的图斑，采用人工实地调查与遥感影像识别相结合的方法精准定位耕地[16]，这种方法虽然能较准确地摸清耕地实际数量及空间布局，但仍是以土地实际投入耕种为依据，即土地上实际种植了粮食作物，此方法并不能摸清中国实际可以进行耕作的土地数量及空间布局。有学者打破现状耕地限制，以土地宜耕性为切入点，开展耕地后备资源评价[17-19]、特定地区土地宜耕性评价[20-21]等。可见，目前有关土地宜耕性研究大多为局部区域研究，研究对象多为耕地后备资源或者现状耕地资源，缺少全国性土地宜耕性的评价，且研究方法主要有限制性因子法[17-19]、变权模型[22]、生态位模型[23]等。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应及时摸清中国可耕地的基本情况，以便对其及时加以保护，避免因疏于保护而令其耕作层破坏，致使其可耕性丧失，生产粮食的土地减少，威胁国家粮食安全。此外，探究中国可耕地本底，最大程度保护所有具有粮食生产功能的土地是大势所趋。虽然部分学者运用多情景模拟测算以粮食安全为底线约束下的中国所需的耕地保有量，认为现有耕地数量足以维持长期的粮食安全[24]，但是，也有学者从吃饱和吃好语境的视角对中国耕地保护目标进行数理预判，研究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膳食结构不断升级，口粮的直接消费量减少，而动物性食品（肉蛋奶）、蔬菜、瓜果消费量增加[25-26]，根据能量递减定律，畜禽产品消费量增加导致间接粮食消费量增加，因此需要更多的耕地生产粮食，而对蔬菜、瓜果需求量的上升则需要更多种植蔬菜和瓜果的土地，在兼顾“吃饱+吃好”的双重情境下，耕地供应仍有不足的风险[27]。因此，为避免过度依赖国际粮食贸易所带来的风险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食物需求，最大限度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一味“节流”并不是长久之计，更应该“开源”，而可耕地正是重要的“源”之一。将耕地保护向可耕地保护转变，扩大保护范围，最大限度保护珍贵的可耕地资源，为粮食生产预留出更多的可生产空间。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可耕地的概念，界定可耕地概念内涵，利用生态位模型测算可耕地潜力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构建耕地保护转型策略，以期最大限度保护更多具有耕作能力的土地资源，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提供借鉴参考。
(资料图片)
1可耕地内涵
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FAO）的定义，耕地是指通过耕作、播种和种植农作物而可以耕种的土地，而中国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规定，耕地是指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且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资源调查中也采用所见即所得的方式来认定耕地。可见，两者在概念内涵上存在差别，前者注重土地的耕作能力，而后者注重土地的耕作现状，即是否在其上种植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本研究在FAO有关耕地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可耕地（cultivatableland）概念，其现状不一定种植农作物，但其通过土地整理、复垦、整治等措施后能进行耕作。当前中国在进行耕地保护时，保护的是现状种植农作物的土地，而具备耕种潜力的土地中除了部分被列为耕地后备资源或可调整为耕地的土地有特殊保护外，其余具备耕种潜力的土地未能按照耕地保护标准进行保护。本研究中的可耕地是指所有可以耕作的土地，不局限于现有耕地或者耕地后备资源范畴，可耕地与土地、耕地、耕地后备资源关系如图1所示。开展土地可耕性评价是评定土地具有耕作能力（possibility）的过程，其与已有研究中土地适宜性评价、耕地适宜性评价及土地宜耕性评价等不同。其中，FAO关于土地适宜性评价指评定土地对特定利用类型的适宜性程度（suitability）的过程，其研究范围为全域范围内所有土地；耕地适宜性评价主要指评定现状耕地用于农作物种植的适宜性程度的过程[28]；土地宜耕性评价主要指评定部分用地类型（盐碱地、荒草地、裸土地、牧草地及其他草地等特定地类）用于耕地的适宜性的过程[20,29-30]。此外，由于本研究基于全国尺度，受数据获取及工作量限制，故无法实现将建设用地进一步细分，进而无法深入探讨其内部存在的可耕地潜力，因此，本研究在进行可耕地测算时剔除了建设用地。在进行数量分析时，本研究采用非建可耕地与现状耕地进行数量和空间的对比，其中，非建可耕地为剔除现状为建设用地的可耕地。本研究中所指的现状耕地或现状建设用地均指2020年的现状。
2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研究方法
2.1.1耕作可耕性评价因子选择
选择不同的评价因子构建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评价结果往往具有较大差异，本研究主要是筛选出可耕土地，因此选择主导因子作为评价指标，而忽略影响较小的因子。结合《全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评价技术方案》及有关土地宜耕性的有关研究[23,31]，本研究主要从生态条件、气候条件、地形条件、土壤条件4个方面筛选影响土地是否适合作为可耕地的影响因素。在生态条件方面，为确保国家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在筛选可耕地时应避免破环区域生境和生物多样性，而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作为国内重要的生态资源，其潜在生态价值远大于其开发利用价值。因此，本研究将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地、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的土地不可作为耕地。在气候条件方面，水热条件对作物生长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决定一个地区气候生产力的高低，选择年平均降水量和大于等于10℃积温作为可耕性评价的指标，参考已有研究，将年积温≤2000作为可耕地的限制性条件，天然降水量≤200mm且无灌溉条件，无法满足作物生长需求作为限制性条件。在地形条件方面，由于地形影响太阳辐射、降水和成土物质的再分配，而且影响耕地利用的难易程度、经济效益和生态风险，选择坡度和侵蚀风险两个地形因子作为评价指标，且将坡度＞25°和侵蚀风险为剧烈侵蚀作为可耕地的限制性条件。在土壤条件方面，主要选择土壤质地和pH值两个土壤因子作为评价指标，且将沙土、重黏土作为土壤质地的限制性因素，将pH＜4.5，pH≥9.5作为土壤pH的限制性因素。其中，大于等于10℃积温、年平均降水量的模型参数主要参考文献[31-32]。坡度、土壤质地和pH值的模型参数和得分主要参考《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土壤侵蚀分级和得分参考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数据分类，并结合实际研究需要进行了修改。评价指标中土壤质地为离散型指标，pH值为中间型指标，为了方便数据处理，将pH值通过分级转化为离散型指标，对离散型指标打分后计算可耕性指数。具体为土壤质地划分为壤土、黏土（除重黏土）、壤沙土、沙土&重黏土，其分值分别为100、90、60、0；土壤侵蚀划分为微度侵蚀、轻度侵蚀、中度侵蚀、强度侵蚀、剧烈侵蚀，其分值分别为100、75、50、25、0；pH值划分为6.0≤pH＜7.9、5.5≤pH＜6.0&7.9≤pH＜8.5、5.0≤pH＜5.5&8.5≤pH＜9.0、4.5≤pH＜5.0&9.0≤pH＜9.5、pH＜4.5&pH≥9.5，其分值分别为100、90、80、60、0。根据FAO颁布的《土地评价纲要》中耕地对评价用途的适宜性和限制程度，本研究将土地可耕性划分为高度可耕、中度可耕、勉强可耕、不可耕4个等级。
2.1.2生态位模型
本研究采用生态位模型评价土地可耕性。生态位表征区域发展对资源的需求所构成的多维空间，区域的现状资源空间和需求生态位之间的匹配程度可用于资源适宜性评价[33]。有关专家学者将生态位模型引入到耕地适宜性评价中，并构建耕地可持续利用生态位模型[34]。依据耕地生态位模型可将本研究选择的评价因子分为4类：正向型因子（大于等于10℃积温、年均降水和土壤质地），这类因子必须满足最低要求，值越大越好，但当值超过某一值后，其影响程度越来越小。该类型指标的评价模型为式中Mi为评价因子i的可耕性指数；Xi为评价因子i的现状值；Diopt和Dimin分别为评价因子i的理想值和最低限度值。适度型因子（pH值），该类因子的值存在一个适宜的区间，既不能高于某一个值也不能低于某一个值，过高或过低都会成为限制因素。该类型指标的评价模型为式中Dimax是因子i的上限值。负向型因子（坡度、侵蚀风险），该类因子必须低于一定值，且数值越低越好。该类型指标的评价模型为4）确定性影响因子（特殊生态区）。由于本研究是在全国地域范围内进行，区别于传统的耕地生态位模型，为确保实现粮食安全的同时保障生态安全，因此，本研究在进行土地可耕性评价时增加建设用地、特殊保护区、生态敏感区、生态脆弱区的评价因子，凡是属于建设用地、特殊保护区、生态敏感区和生态脆弱区中的土地均不能作为可耕地开发。因此，增加此类影响因子。该类型指标的评价模型为利用各评价因子的现状值组成的向量表征土地的现实生态位，所有影响土地可耕性的指标值构成了一个n维的资源空间，其中各评价因子处于理想值可令土地可耕性达到最优状态，此状态表征为土地可耕性的最佳生态位。现实生态位与最佳生态位的贴近程度为土地可耕性的生态位可耕性，任何一个因子的不足都会最终影响土地的可耕性。因此，土地的可耕性评价模型为式中M为土地的可耕性指数。土地的可耕性达到耕地的最低要求时则说明该土地为可耕地，可耕性指数越大代表可耕地质量越好。2.2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包括：
1）2020年全国土地利用遥感监测数据，分辨率为1km×1km，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www.resdc.cn）；
2）土壤质地和pH值数据，来源于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
3）DEM和土壤侵蚀空间分布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借助ArcMap10.4中的坡度生成工具提取坡度；
4）多年平均降水和大于等于10℃积温，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5）国家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边界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然保护区标本资源共享平台
6）中国六大区域分布、九大农业区、农业自然区划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将以上所有空间数据统一转化为栅格数据且统一重采样为1km×1km空间分辨率。
3可耕地评价结果及空间分布格局
3.1可耕地现状
依据评价单元总分值，通过对比最终选择与实际情况较为符合的自然断点法将土地可耕性划分为4个等级，即不可耕作区[0]、勉强耕作区（0,63]、中度可耕作区（63,78]、高度可耕作区（78,100]，得到中国土地可耕性等级结果（图2）。从数量层面上看，可耕地约为现状耕地的2.05倍。其中，不可耕作区、勉强可耕作区、中度可耕作区、高度可耕作区分别约5815746、1286896、1388611、957505km2，分别占国土总面积的61.55%、13.62%、14.70%、10.13%。从空间分布层面上看，中国土地可耕性东部和西部差异明显，分界线基本与“胡焕庸线”重合，可耕地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侧，不可耕地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侧。高度可耕作区主要分布在广东、海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省份，中度可耕作区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北京、贵州等省份，勉强可耕作区主要分布在山西、陕西、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省份。通过土地可耕性评价结果可知，可耕作土地面积较少，仅占国土总面积的48.45%，且可耕作土地中73.64%属于勉强可耕作区和中度可耕作区。此外，可耕地空间分布不均匀，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区域，与人口空间分布高度重合，可耕地面临随时被侵占的风险。
3.2可耕地与现状耕地空间分布格局
为厘清可耕地与现状耕地的空间匹配度情况，同时从不同区域维度对比分析其差异，本研究从学界已的中国六大区、中国九大农业区、中国自然资源区划3个维度分析可耕地与现状耕地的空间分布（图3），其中，中国六大区是按照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来划分的，中国九大农业区是根据农业生产条件、特征和发展方向、重大问题和关键措施及行政单位的完整性等原则划分的，中国自然资源区划是依据地貌、气候划分的。此外，现状耕地可耕性分级处理方法与可耕地保持一致。从中国六大区维度可知，可耕地主要分布在中南地区、华东地区和东北地区，不可耕作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现状耕地在六大区中分布较为均匀，中南地区、华东地区、东北地区分布相对较多，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分布相对较少，但仍占整体的29.41%，而可耕地在六大区中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明显，两者空间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从中国自然区划维度可知，可耕地主要分布在湿润区和半湿润区，约占可耕地总量的93.10%。干旱区、半干旱区几乎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现状耕地85.71%分布在湿润区、半湿润区，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约占14.29%。总体来说可耕地与现状耕地在自然区划维度空间分布差异不大；从中国九大农业区维度可知，可耕地主要分布在华南区、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淮海平原区、云贵高原区，而现状耕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北方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云贵高原区、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总体来说可耕地与现状耕地在九大农业区维度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现状耕地分布在北方干旱与半干旱地区、东北平原区，而光温水土较好的华南地区耕地占比较少。
3.3可耕地与现状耕地冲突分析
将可耕地和现状耕地进行空间叠加，便可得到可耕地与现状耕地的冲突关系，主要体现在空间冲突、质量冲突和管控冲突3个方面。在空间冲突方面，通过对可耕地和现状耕地的空间分布格局分析可知（图4），现状耕地与可耕地的空间重合率为83.17%，即有16.83%的现状耕地分布在不可耕作区，而空间重合区域中仅有27.51%的现状耕地分布在高度可耕作区内，可见可耕地与现状耕地存在严重空间错配，错配区域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在质量冲突方面，分布在不可耕作区、勉强可耕作区及中度可耕作区的现状耕地占现状耕地与可耕地重复部分的72.49%，该区域的耕地在气候、地形、土壤等条件上存在一定的障碍因素，严重影响耕地质量。据农业农村部《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可知，全国耕地平均等级为4.76等，耕地等级整体不高。因此，通过可耕地空间布局合理布局现状耕地对提升耕地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管控冲突方面，中国对耕地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严格控制其用途，加强耕地用途管制，还对部分耕地后备资源采取特殊保护，而对其他具有耕作潜力的土地并未明确规定如何保护，缺少细致的土地用途管制要求，致使部分优质却为划定为耕地或者耕地后备资源的土地未得到有效保护，出现污染土壤、侵占优质可耕地、掠夺式开发等破坏土地耕作层的行为，可耕地安全得不到保障。总体来说，由于现状耕地与可耕地存在空间错配，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现状耕地分布在不可耕作区，重合区域中有将近60%的耕地分布在中度可耕作区以下，耕地质量总体不高，大量优质可耕地因缺少应有的用途管控、地力保护等而使耕作层遭到破坏，亟需根据可耕地空间布局及可耕性分级结果优化耕地布局，降低现状耕地与可耕地空间冲突。
4耕地保护转型策略
4.1将耕地保护扩展到可耕地保护
将耕地保护拓展到可耕地保护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充足的数量保证。虽然现状耕地在数量上满足当下中国的粮食安全需求，但在突发疫情、灾情及国际贸易争端不断的背景下，国家粮食安全将受到严重挑战。此外，据统计1980－2018年中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从9kg增至63kg，居民膳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需要更多的耕地种植作物以满足居民对肉类的需求。可耕地在现状耕地的基础上大约增加1858087km2，其中高度可耕作的土地增加552224km2，中度可耕作的土地增加804327km2，勉强可耕作的土地增加800579km2。现状耕地中不可耕作的耕地应当遵循“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湿则湿”的原则逐步退出耕作。可耕地保护区别于现状耕地保护原则，其是对土地耕作能力的保护，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评估可耕地原有种植类型是否破坏耕作层，不破坏耕作层的种植行为可予以保留，破坏耕作层的种植行为立即予以禁止，并咨询相关农业专家结合当地自然地理状况种植不破坏耕作层且经济生态价值高的农作物。
4.2开展可耕地分级分区保护
将耕地内涵拓展至可耕地内涵时，具有耕作能力的土地总量增加，但是其质量、空间分布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通过土地可耕性对可耕地进行分级分区管控以提高可耕地效益。
1）在可耕地分级方面，按照土地可耕性将可耕地分为高度可耕、中度可耕、勉强可耕3个等级。高度可耕为第一等级，该等级目标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严格管控耕地非粮化、非农化。中度可耕为第二等级，该等级采用粮食生产为主，其他农作物并行的管控模式，能够在需要时及时改种粮食。勉强可耕为第三等级，主要为粮食、农作物生产储备区，该地区一般因地势、降雨、温度等原因限制农作物生产受限，因此，该等级内的可耕地可以采取种植不破坏耕作层的果树、茶树、蔬菜等，既提高经济效益又能满足居民膳食结构多样化需求。
2）在可耕地分区方面，依据可耕性等级将可耕地划分为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生态保育区3个分区，从中国九大农业区维度来看，粮食生产功能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黄淮海平原区、云贵高原区、华南区、东北平原区，该区域以高度可耕作区和中度可耕作区为主，主要进行粮食生产。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黄土高原区，该区域由少量的高度可耕作区、中度可耕作区及较多的勉强可耕作区组成，所占面积较小且不易开展规模化种植，因此可以利用该地区独特的地势气候发展适宜该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如甜菜、香菇、药材、甘蔗、高粱、苹果、猕猴桃等农产品。生态保育区主要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青藏高原区，该地区主要分布少量勉强可耕作区且整体生态环境恶劣，因此，作为粮食生产储备区，在粮食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主要发挥其生态功能，种植不破坏耕作层且生态效益高的作物。
4.3优化现状耕地及新增耕地布局
中国耕地空间分布较广，不同区域耕地所面临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状况存在明显差异，依据可耕地布局及分级分区结果优化耕地布局有益于提高耕地保护效益。首先，在优化现状耕地布局方面，依据可耕地分级分区结果，厘清现状耕地空间分布状况，对于分布在不可耕作区的耕地应逐步退耕，并在可耕作区内补充相应耕地，耕地应尽可能向可耕性等级较高的地区聚集，提高耕地质量。其次，在优化新增耕地布局方面，利用可耕地分级分区结果，合理规划新增耕地布局，新增耕地应分布在可耕地区域内，并优先分布在对于可耕作区的建设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数量，挖潜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对于确实需要新增的建设用地，应根据可耕地分级分区结果优先安排在不耕作或可耕性较低的地区。此外，应积极腾退可耕性较好的闲置废弃建设用地以补充优质耕地。
5讨论
本研究运用生态位模型对中国土地可耕性进行评价，探求土地可耕性现状、空间分布及用地冲突，以期厘清可耕地资源本底，保护其耕作能力，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优质耕地的侵占，有效指引现状耕地中不可耕种的耕地陆续退耕，并在高度可耕作区有序开垦新耕地，能有效提高耕地数量，改善耕地质量和生态，以应对因突发疫情、灾情等可能激增的粮食需求。当前关于耕地保护开展了大量研究，研究内容逐渐拓展至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研究，但研究内容大多集中于现有耕地或局部地区的土地宜耕性研究。本研究突破现状耕地限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土地上开展土地可耕性研究，为耕地保护提供了新思路。在保护内涵上，可耕地的保护指对所有具有耕作能力的土地加以保护；在保护范围上，可耕地包含国土内所有可以耕作的土地（本研究受数据获取及工作量限制，剔除了建设用地），根据计算结果，可耕地是现状耕地的2.05倍，能最大限度提供粮食种植所需的土地，有效应对短时间骤升的可耕作土地的需求[35]；在保护内容上，可耕地保护则是采取分级分区保护，对于不同分区、不同级别的耕地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允许种植类型多样化，其底线要求是保护其耕作层不被破坏。事实上，要达到可耕地标准所需要的条件较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致使测度结果存在差异，例如受数据获取限制，中国土壤数据是从世界土壤数据库（HWSD）提取的，该数据较为粗糙、陈旧，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评价结果。其次，受数据获取限制，本研究在进行可耕地评价时在水资源方面仅选择年均降雨量作为评价指标，未将地表水、地下水纳入评价指标，虽然农业分布格局与年均降水量有关，但综合考量地表水、地下水分布情况能进一步增加评价结果的科学严谨性。此外，通过可耕性评价结果可知，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粮食主产区分布在勉强可耕作区，这与当前的认知现状存在差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全国尺度的评价因子选择原因，诸如积温、降雨等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二是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评定为粮食主产区时受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例如，长期的有机质积淀，令东北地区土壤肥沃易于农作物生产，但目前东北黑土地逐渐流失，是否能永久可持续发展农业尚未可知。此外，南方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大量耕地被占用，为保障粮食安全，东北地区被赋予承载粮食生产的重任。此外，可耕地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重心高度重合，可耕地随时面临被建设用地侵占的威胁，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的问题是确保可耕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生态文明和高质量发展角度看，可耕地分级管控和分区许可对实现多样化种植结构，满足居民膳食结构多样化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在不破坏耕作层的前提下需进一步探究不同等级和分区中具体的植物种植类型。
6结论
本研究运用生态位模型对全国土地开展可耕性评价，揭示中国可耕地情况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分析可耕地与现状耕地的空间分布差异，探讨可耕地与现状耕地空间冲突，并提出对应的耕地保护转型策略。主要结论如下：
1）全国可耕地存量可观，空间分布差异明显。从数量上看，可耕地是现状耕地的2.05倍，存量较大。其中，中度、高度可耕地是现状耕地的1.59倍，总体来说质量较高，表明中国具有丰富的可耕地资源，对其加以保护能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充足的土地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从空间上看，可耕地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区域，可耕性从东南向西北逐渐降低，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空间分布格局大体一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向周边蔓延，侵占优质可耕地，可耕地保护存在巨大压力。为应对建设用地的大肆扩张，可根据可耕地评价结果，有针对性加强对优质可耕地的保护力度。
2）现状耕地质量参差不齐，高度可耕作区面积占比较小。据统计，现状耕地仅有22.88%的耕地分布在高度可耕作区，其余主要分布在勉强可耕作区和中度可耕作区，不可耕作区中现状耕地仍占16.83%。可见，现状耕地质量参差不齐。
3）结合可耕地与现状耕地冲突分析结果，有16.83%的现状耕地需要从不可耕作区调入可耕作区，主要分布在西北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可耕作区域内的现状耕地中，有72.49%的现状耕地属于中度可耕作区及以下，耕地质量总体不高。此外，可耕地在现状耕地的基础上大约增加1858087km2，主要分布在光温水土较好的中南地区和华东地区，面临着建设用地扩张侵占优质可耕地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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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红 杨润佳 叶艳妹 单位: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城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实验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