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板升乡弄雷小学，孩子们准备吃营养午餐。 近年来，广西通过大力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实施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学生15年免费教育、完善大学贫困生资助政策等多项举措，帮助贫困家庭拔掉穷根。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2017年5月，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岸门口镇幼儿园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2017年，甘肃省启动第三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继续推进学前教育向贫困农村延伸，在1500人以下有需求的建档立卡贫困村建设幼儿园，让更多贫困地区农村孩子就近入园，享有快乐童年。新华社记者 陈斌/摄
学生资助工作无假期
今年寒假前夕，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出通知，请各地各高校做好寒假期间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送温暖的工作。
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在校园内开展发放慰问金、解决返程路费、提供勤工助学岗位、准备年夜饭等暖心的工作，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还第一次以通知的形式，要求全国各地各高校在寒假期间组织教师和学生志愿者走出校园，宣传国家资助政策，走访慰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虽然学校放假了，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工作却没有放假。从天山脚下的沙漠绿洲吐鲁番，到念青唐古拉山最西部的日喀则拉孜县，千里迢迢，到处都留下了从事学生资助工作老师的足迹。
1月28日至2月4日，8天里，29岁的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辅导员王天深入西北地区6个学生家庭进行家访，足迹遍及宁夏、甘肃、青海3省区5市，累计行程4200公里。
结束了上一个家访，2月2日晚上，王天从甘肃省兰州市坐车来到青海省西宁市。这次，他的目的地是该校资源勘查工程专业大三学生马维军的家——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加定藏族乡。
2月3日，王天坐上最早一班的大巴车赶往互助县，再换乘区间大巴车奔赴马维军家。6个多小时的路程，翻越了海拔3600米的祁连山，征服了蜿蜒崎岖的“十二盘”山路，还要克服隐隐发作的高原反应。等到王天抵达马维军家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
“前几天下雪，特别害怕路不通，老师您没法儿过来。”见到风尘仆仆的辅导员老师，马维军特别高兴。
雪后的高原深山中透着刺骨的寒意，为了迎接老师的到来，马维军的父母早早地就把炕烧得暖暖的。王天抓住这难得的机会，一进门就开始和学生家长聊天，一直聊到晚上10点半。
聊得晚了，王天就住在学生家中。老家是辽宁盘锦的他还有了人生第一次的体验：第一次住土炕。
王天对马维军的家庭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四口之家，父母、马维军和一个在读高中的弟弟。开区间大巴车的父亲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支柱。从加定藏族乡往返互助县城一趟，一天的收入是200元左右，不过这项收入并不稳定，有时下雪就不得不停运。
马维军的父母也知道了更多孩子在学校的事情：在学校的表现，国家的资助政策，未来的发展规划……他们把孩子拜托给了王天：“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是家乡的骄傲，我们懂的不多，能给孩子的帮助特别少，希望老师能多指导指导。”
这次家访让王天对自己的工作有了更新的认识：对学生的资助，不应仅仅在经济上，更应该在心上，在前途上，在发展上。
“学生资助工作是一项需要带着感情去做的工作。”南开大学资助管理中心高珊老师说。实际上，这已成为所有从事学生资助工作老师的共识。
北京交通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林芳曾经是一名来自西部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993年，在老师的帮助下，刚刚入校的林芳申请到了一个教室清洁的勤工助学岗位。上岗第一天，几位同学默默来到教室，陪她打扫完了200人的大教室，使她一下子消除了紧张和害羞。
过了很长时间，她才知道这是老师的“暗中安排”。“不留痕迹的温暖帮助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感动，是我对资助精神的最初理解。”林芳说。
2011年5月调至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后，林芳对资助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随着国家资助力度的加大和资助工作向资助育人、精准资助转型，资助工作贯穿全年。尽管学校每年都有寒、暑假两个假期，可对从事资助工作的老师来说，全年无假期。
从事学生资助工作6年多，林芳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记住我们的电话，只要有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这也是所有从事学生资助工作老师的承诺。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
学生资助政策“三个全覆盖”是如何实现的
伴随着1997年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全国范围实施和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的时代背景，高校资助体系改革被提上了日程，全国学生资助体系改革的大幕也由此拉开。
1998年，国内多地发生特大洪灾。吴雅茹当时在清华大学学生处学生事务管理办公室工作。她还记得，由于水灾涉及面比较大，受灾的人数比较多，为确保受灾地区新生顺利入学，清华大学首创“绿色通道”——通过“绿色通道”临时借款后，就可以注册上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确认信息获得助学金后，再把钱还上。
很快，“绿色通道”成为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上大学的代名词，在全国推广开来。
尽管“绿色通道”有效地解决了学生入学的问题，但对于很多扩招后的高校来说，由于原有的资助力度有限，如何解决大量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大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为新的难题。
国家助学贷款应运而生。1999年9月，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成立，作为国家助学贷款部际协调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教育部。同年，8个城市试点全国助学贷款工作，采用的是通行的担保贷款模式。
无论是对社会、对教育部门、对金融部门，还是对高校、对学生个人、对家长来说，靠贷款完成大学学业都是一个全新的事物。
2000年2月和8月，国家对1999年的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决定在全国范围高校进行推广。贷款工作范围扩大到全国高校;贷款对象扩大到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全日制学生;担保贷款改为无担保信用贷款。
从贷款模式、还款期限到贷款对象，助学贷款就在摸着石头中慢慢地过了河，并逐步完善。
新的社会需求倒逼新机制的诞生。为了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大学前就解决后顾之忧，2007年8月，国家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试点，2008年全面推开，并广受欢迎。
在广西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全斌看来，在受欢迎的背后，是助学政策的设计者顺应社会需求，善于从机制上创新突破的结果。
大学生仅仅是受助学生中的一个群体。为进一步做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2006年2月，经教育部党组研究并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更名为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这就意味着：助学政策的阳光将普照到更多学段的学生身上。
2007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对我国学生资助制度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划设计。《意见》被认为在我国学生资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开启了我国学生资助事业发展的新篇章。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党和政府庄严承诺：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国家促进教育公平的决心不会改变，扶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措施不会改变，保障每一个孩子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不会改变。
好消息一个个传来：
2008年秋，全国城乡中小学全部免除学杂费，同时提高公用经费标准和贫困寄宿生补助生活费补助标准。
2009年秋季学期起，中等职业学校全日制在校学生中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逐步免除学费。
2011年秋季学期起，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工作。
2017年春季学期起，统一城乡“两免一补”政策，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
对内蒙古海拉尔第二中学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邢虹来说，201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正式颁布实施——从小学到大学资助体系里，始终缺失的高中一环终于被补上了。“千万个家境贫寒、学路曲折的少年学子就此迎来了命运的转机。”邢虹说。这一年里，邢虹也从政教岗位调转至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开始了资助工作，“我要做的工作，是把一份份沉甸甸的助学金，变成改变学生命运的礼物”。
一年后的2011年9月5日，财政部、教育部印发《关于建立学前教育资助制度的意见》。换句话说，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基本健全了。
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计，2007年至2016年，财政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全面推进完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每年都有新进展，10年间累计出台学生资助政策文件40余件，新增资助项目17项，资助资金总额10542.26亿元，资助学生(幼儿)7.75亿人次(义务教育阶段只含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
前不久，教育部部长助理郑富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多年来的不懈努力，我们国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之路，这非常不容易。党的十八大以来，学生资助政策的完善程度前所未有，投入力度前所未有，促进学生资助政策实现了“三个全覆盖”——所有学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
让全体资助人自豪的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只要学生家庭经济困难，无论在哪个地方，无论在哪个学段，无论在哪所学校，都能找得到政府，都能找得着资助中心，都能享受得到相应的资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