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深圳6月8日电 (记者 黄钰钦)文明的交流,是单向输出还是双向互鉴?是囿于差异还是追求共性?是简单的“加法”还是充满创造性的“乘法”?7日,在一场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论坛上,多位文化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文明的对话与超越,共同探索文明交流互鉴的“乘法视角”。
(相关资料图)
当日,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主题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的名言揭示了文明发展的秘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认为,人类文明自诞生之初,就自然存在“跨文明”交流。随着演化发展,每个文明渐渐形成自己的传统与边界,“有了文明的边界,就需要文明的对话”。
如何在不同文明之间形成有效的对话,曾引起先哲们的广泛思考。在赵汀阳看来,过去提出的“交往理性”模式,只能为人们解决思想上的分歧,却无法化解心灵间的隔阂,“因为‘互相理解’不能保证‘一致同意’,两者之间还缺少‘互相接受’的关键环节。”
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赵汀阳指出,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同时互相改善,吸收不同文明最突出的优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文明之间的交流并非只是一种“加法”,而是充满创造性的“乘法”。
与会专家学者注意到,在“乘法视角”里,文明的交流互鉴需要关键载体。对此,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从文化遗产角度分析称,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的见证,文化遗产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事实如此。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有世界遗产56项,位列世界第二位。丰富独特的文化遗产,共同构成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载体。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大量珍贵文化遗产,已成为古代中外文明交流融合的重要记忆。”王旭东举例称,“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双重价值。”
在“乘法视角”下,文明交流互鉴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重点。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指出,早期现代化理论从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由此产生了片面的现代化观念,主张非西方国家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
陈来认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原创性理念、思想、战略,都伴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倡导与传承,并在这一进程中进一步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内涵。
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看来,人们始终关切西方国家如何塑造近代以来的世界现代化格局,但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他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在塑造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物质、制度、理念层面,都可以看到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郑永年举例指出,在经济领域,中国道家的“无为”思想被法国重农主义学派表述为不干预和经济自由,这对于西方现代经济学具有深远影响。在教育领域,中国儒家思想里的“有教无类”,则深刻影响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发展出的大众教育理念。
郑永年进一步表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文明、文化和国情时,才会成功,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往往是失败的,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共同提倡文明的互学互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