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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诗究竟有什么用有人曾问叶嘉莹先生，当今这个时代，阅读诗词究竟有什么用呢？类似的问题，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也遇到过，她说自己因学生的功利化疑问而感到沮丧，而叶先生的回答是：“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的活泼不死的心灵。”“我希望在幼小的生命成长的时候，就能够对于我们中国美好的文化传统，有一点点的感受，将来不管他是念经济、念商贸、念理工都可以，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根源，这对于他做人处事都会有相当的好处。” 无独有偶，1935年在美国首印的《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林语堂先生也说：“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深得多，……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 当我们将眼光上溯到春秋时期，不难发现叶嘉莹和林语堂的说法其实都源于孔子。《论语·阳货篇》中有如是记录。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谓“《诗》，可以兴”中之“兴”，朱熹解释为“感发志意”，即《诗三百》可以给诵读者带来感性的触动、审美的体验，最终涵养启发读者的情感心灵。叶嘉莹先生反复提及的“兴发感动”，林语堂指出的“它教会人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舍炊烟缕缕升起并与依恋于山腰的晚霞融为一体的景色，……教会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受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中寻诗’。”毫无疑问都发轫于此，虽然他们所言的诗词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诗经》这一部经典。 除了“感发”诵读者性情之外，孔子还提及《诗》的其他作用，也就是“观、群、怨”——诗的认识、教育及批判作用，它们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样的博物学功能，共同构建起孔子以《诗》为教的理论支柱。 在孔子的时代乃至之前，贵族燕享、接待宾客多诵《诗》言志，然而，彼时的《诗》之用，其实更偏向其本身表意含蓄而又丰富的“文学灵动性”，它是贵族标榜身份、达成外交目的的一种工具。正如钱穆先生所说：“《诗》至于孔门，遂成为教育工具，而非政治工具。至少其教育的意义与价值更超于政治的意义与价值之上。”孔子对诗歌教化作用的推重，和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放逐完全不同。 正因如此，后世都推孔子为儒家“诗教”的创始人。《礼记·经解》云：“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以《诗》教化弟子，其实是想把他们的性情引向“温柔敦厚”和“文质彬彬”，进而化民成俗，改变社会。 古代经典甚多，孔子为何偏偏援《诗》入教呢？答案恐怕要从这种文学样式最容易感发涵养人的性情之真上去寻找。众所周知，《诗》是押韵的，再加上句子当中诗人精心锤炼的叠字、联绵词、双声叠韵，以及重章叠句的“回旋结构”，诵诗者在吟诵时，很容易被朗朗上口的声音拉入诗境之中。而声音是很容易由耳入心，震荡灵魂的。明代郝敬说：“夫音声之道，自与性情通。歌咏所以养性情，歌《雅》者温良，歌《颂》者柔直。” 除声音外，随着诵读者进一步体会诗意、感受诗境，乃至用诗句抒情言志，《诗》更深层次的教化作用又进一步拓展开来。《论语·八佾》中，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是以绘画作比喻，解释这首诗。也就是学习中要始终以仁为本，以礼为辅，无形当中，加深了子夏对孔门“仁之重要性”的体认。 当然，孔子教化弟子，不是只有“诗教”一种方法。《论语·泰伯》中记载，“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他不仅倚重于《诗》，同样倚重于“礼”与“乐”。前者重在启发性情之真，但情感本身容易泛滥失控，因此还需“立于礼”，借助礼的制约作用将性情导之以正。约束多了，人又容易不适，为减轻“礼”的规范约束带来的压制感，孔子又引入“乐”来平衡。 明代的王阳明深得诗教真意，他说：“古之教者，教以人伦。……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 这段话和孔子“温柔敦厚”“文质彬彬”、化民成俗、改变社会的教育目的如出一辙，方法上也是“歌诗以发其志意”，“习礼以肃其威仪”，最终完成以德性为主兼及人性、智识的人文教育。 明白此中关键则可知，如果我们阅读《诗经》时，只停留在挖掘其赋比兴手法、押韵与句式锤炼等文学表达手段的话，就错失了启发学生生命的诗教真意，而学生也会反复质疑，读诗究竟有什么用。 诗歌教学要讲究方法诗歌教育关系到学生心性的涵养，因此，教学中不能只停留在其文学手法的分析上，而是要兼顾其德性涵养及文学知识建构的双重价值。正如刘毓庆先生所言：“作为‘诗’，她传递的是先民心灵的信息；而作为‘经’，她则肩负着承传礼乐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伟大使命。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我们必须从《诗经》‘文学与伦理之凝合’的性质上来考虑问题，认识其经学与文学的双重价值与意义。” 价值及学习方向既明，我们就可以尝试创设一些《诗经》学习策略了。对大部分学生而言，诵读《诗经》原本，305首诗歌难度太大，也没必要。教育部推荐的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可以作为中小学生进入诗教世界的津梁，该书精选106首诗，又配有注释及畅达的译文，很方便初学者使用。选定文本后，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开展研习。 （一）诵诗与唱诗，声音价值的最大开发。 古代私塾及世家大族教授学生经典的方法并不复杂，其中最基础的一项就是熟读百遍。明代何伦在《何氏家规》中提出：“读书以百遍为度，务要反复熟嚼，方始出味。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融会贯通，然后为得。如未精熟，再加百遍可也；仍要时时温习。”以机械重复来督促学生诵书的方法有效却失之残暴，时移世易，教育工作者有必要根据教育规律和学生心理、生理发展特点创造出新的经典诵读方法。 就小学而言，学生记忆力最好，研究能力弱，最简单的方法是制定诵诗考级制度。尤其是低段学生，可以挑出一些适合他们年龄的篇目，在固定时间内开展背诵闯关，视完成情况授予小状元、举人、秀才等称号。小学高段的学生，已经具备一定自学或者研究能力了，可依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将学生分成“周南”“秦风”“郑风”小组，让各小组自发诵读、研习相对应部分的篇目，然后制作诵读或者诗歌新唱音频，在班级展示。复杂一点儿，也可以让他们轮流绘制黑板报，几轮下来，学生对于一些常见的诗篇就熟悉了。 朗诵或者新唱之外，还可以采用吟诵之法。和朗诵相比，这种哼唱的方式是按照古诗文节奏、韵律等规律来行腔。其有助记忆的价值早已为学者们揭示，这一点就不赘述了。 （二）跨学科视域下的研究性习得。 传统文化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应该如何选取，除结合学情，还应结合国家对创新型人才急剧需求的语境。从世界范围来看，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正推动着全球教育的变革。为适应这种变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设置了跨学科学习任务群。所谓跨学科，是基于学科而又超越学科，在扎实学科教学的基础上主动跨界，立足某一学科去实现跨越，既可引导学科教学的纵深发展，又可引导学科教学扩展视野。以《诗经选》为例，完全可以从博物学（动物、植物）、历史学、民俗学、手工制作等角度，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领学生亲近经典。 对初中学生来说，这种跨学科的方式最为有效。下面分别举例谈谈。 以博物学为例，可以打通生物、美术、地理、语文等学科畛域，从植物、动物等角度开展研究。比如《黍离》一篇，涉及的植物是“黍”和“稷”，《诗经》中常把黍、稷连称，周族的祖先称后稷，可见黍、稷在周代已是重要作物。前者是黄米，后者一说是高粱，一说也是另一种黍。《本草纲目》称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教师可以让学生进行植物的绘制（拍摄、截图），然后确定其科属、习性，用途，生产的地域——这就把美术、生物、地理等学科结合在了一起。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思考为何“黍离之悲”，进行文学的迁移和德性的涵养。 《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从地理环境上，此物适合生长在北方旱作区及盐碱较重灌区。可见周大夫经过西周镐京时，见宗庙宫室遗址，黍稷离离的场景有多么荒凉。进一步思考，黍稷的禾穗不像小麦、小米那样紧紧抱在一起，而是纷披离散的，作者以此物起兴，除了感伤景物苍凉外，恐怕还在暗喻王室离散、贤才远遁如黍穗之披离。 后世说起兴，就是以他物引起所咏之词，但借助《黍离》可知，诗人对起兴之物的选取绝不是随意的，真正的好诗往往兴中有比，意蕴丰厚。而“黍离”一词也因此成为历代文人感叹亡国触景生情时常用的典故。它承载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对家国的浓厚情感，因为有爱，所以伤悲，就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 这样的诗教，就巧妙地将多学科融合在一起，同时又融入了诗歌兴发感动的功用，让学生明白爱国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自觉的精神传承。 至于民俗学，可以从民俗造物的角度，融合美术、手工制作等，让学生参考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设计诗经文创；历史学方面，可以让他们查阅《左传》，融合文学、历史等知识，扩写《诗经》故事，比如《鄘风·载驰》中许穆夫人挽救故国的壮举。 总之，初中阶段的诗歌研读，不宜过深，但一定有趣有味，寓教于乐。 （三）专题探究下的深入研读。 学生进入高中阶段，已经具备良好的查阅资料、提取归纳整合的能力，此时阅读《诗经》完全可以超越《诗经选》，对305篇进行更高程度的探究整合。比较适用的方式是开展专题研究。 比如，《诗经》中的婚恋诗，《诗经》中的礼仪文化，《诗经》中的宴饮诗……教师要做的是，首先带领学生确定选题大致方向，然后指导他们选出代表性篇目，开展阅读，发现更为精准细致的研究切入点。 以《诗经》中的礼仪文化为例，涉及《鹿鸣》《伐木》《楚茨》等多首诗歌，教师要指导学生开展研读，这种研读不仅仅指向诗篇本身，还应涉及帮助学生把思考引向深入的辅助性材料，比如《〈诗经〉与宗周礼乐文明》《中国古代礼仪文明》等。这些书不能一股脑儿塞给学生，教师应择要印发或者推荐相关章节给学生，阅读完毕后，还要和该研究小组开展研讨，并借助过程性评价考察他们深入阅读的情况。 阅读告一段落后，学生研究小组要就《诗经》中的礼仪文化话题提出研究方向，比如“探究礼文化在君臣宴饮中的作用”，这就把大的话题切分为了小的方向——学会发现并聚焦问题，实在是当今学生很欠缺的一种能力。经由这种训练，学生不仅在阅读视野上更开阔，而且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会显著增强。 研究聚焦后，教师要进一步教导学生如何检索资料，整合信息，还要教他们撰写论文、摘要和提取关键词的基本要求……最终形成研究论文，在班级乃至更高平台上进行展示交流。 当然，在此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意要求学生反复诵读作为研究样本的诗篇。撰写论文只是一种手段，真正重要的是将诗人的高贵情感、诗篇的教化价值种入学生内心。如此，才真正完成了以德性为主兼及人性、智识的人文教育。正如德国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所认为的，“人的真正目的，是使自身的各种力量构成一个最崇高最和谐的整体”。 我们读诗，乃至学习一切知识，目的都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景山学校教师，中国教育报2022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