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新职业的出现，青年人的就业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有些人在找工作时更具挑战性，他们不喜欢稳定和传统，与父母的就业观的差异变得越来越不一样。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3名18～35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8.1%的受访青年坦言自己的就业观念与父母存在差异，42.0%的受访青年因此不愿与父母过多地交流工作情况。在找工作问题上和父母出现分歧时，59.5%的受访青年认为两代人应多沟通，了解彼此的看法，57.9%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人多做职业规划，明确自己的职业发展道路。
50.9%受访青年找工作最看重与专业和兴趣的匹配程度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廖辉(化名)上学时曾利用自己的专长，做手绘和摄影类兼职。他曾想做一名自由职业者，但家里人更希望他能找一份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老家在辽宁鞍山的王芳是北京某互联网公司的一名员工，去年毕业找工作时，她和父母产生了分歧。“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在国企工作，一个在法院工作。家人希望我也回老家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但我更想去大城市，到互联网公司工作。”王芳说，她本科时就在互联网公司实习，做过商务拓展、文案策划和公关等工作，感觉互联网公司更适合自己。
调查中，88.1%受访青年坦言自己与父母就业观存在差异，21.9%的受访青年表示差异大，66.2%的受访青年表示有一些差异。具体来说，受访青年找工作最看重与专业和兴趣的匹配程度(50.9%)，接下来依次是行业前景(46.1%)、所在城市的发展水平(45.3%)、薪酬福利(44.2%)、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34.2%)等。而他们发现父母大都首先看重工作的稳定性(48.6%)，接下来依次是职业声望和社会地位(47.6%)、薪酬福利(44.5%)、行业前景(33.8%)、户口和编制(31.2%)等。
来自福建漳州的杨铭(化名)毕业时想在北京工作，但父母更想让她在离家近一些的城市工作。“原本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就不是很清晰，父母一干预，我就更迷茫了。”杨铭说。
“我找工作那段时间，每次通电话，父母就会问我有没有报考银行、公务员等，我很不愿意跟他们说自己的求职进展。”王芳说，后来为了让父母安心，她在等互联网公司工作转正时，报考了一家银行。
调查显示，和父母就业观念出现差异时，42.0%的受访青年不愿与父母过多地交流工作情况，40.5%的受访青年因此在找工作时感到焦虑和迷茫，30.9%的受访青年因此对自己的职业发展没有信心，25.9%的受访青年会重新理性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19.4%的受访青年完全按照父母的意见择业。
“随着新业态的发展，许多之前没有的行业产生了，一些原有的职业被淘汰了。年轻人与父母一代的就业结构、面临的职业选择都会有所不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蒋建荣表示，父母希望年轻人追求稳定，是因为他们曾经大都只能靠职业生存，顾不上考虑职业和自己兴趣、生活方式的关系。而现在年轻人有国家和父母给他们创造的更好的经济条件，更敢想敢干。“比如大学生找工作，以前用‘分配’这个说法，现在叫‘就业’，‘派遣证’也变成了‘报到证’”。
59.5%受访青年建议两代人多沟通，了解彼此对于职业的看法
“我父母都是国企员工，对互联网行业不了解，但我通过实习接触了许多互联网公司，相信自己能做好。”王芳说，她同时拿到银行和互联网公司的入职通知时，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选择了后者。
廖辉则听从了父母的建议，选择到某杂志社做美编。“父母有他们的考虑，怕我过得不好。美编工作和我的专业对口，也比做自由职业有保障一些”。
调查显示，面对与父母就业观的差异，54.3%的受访青年认为毕竟是自己找工作，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20.1%的受访青年觉得父母是过来人，应该听父母的意见，25.6%的受访青年表示说不好。
“我身边有一些年轻人把某一行业想象得特别好，表示自己一定要做这一行，不听父母意见，结果发现实际工作根本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王芳认为，实习是了解一个行业的好办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年轻人与父母就业观念不同的问题。
蒋建荣指出，有的年轻人面对多种职业选择时会出现选择困难，什么都想做，结果平均用力，反而都做不好。她建议年轻人先做好主业再集中相关资源开辟其他途径。
对于两代人之间的就业观差异，蒋建荣建议年轻人多和父母沟通，告诉父母自己想做什么，并了解父母的担心所在。父母也要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决定负责，不要什么都管。“比如现在很多年轻人创业或者出去闯荡，启动资金是父母给的，这笔钱应该算作投资而不是赠予”。
面对与父母就业观的差异，调查中，59.5%的受访青年建议两代人之间多沟通，了解彼此的看法;57.9%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人多做职业规划，明确自己职业想法;46.4%的受访青年希望父母适当关心，不要对子女干预过多;26.8%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人通过实习多接触职场人士，了解真实的职业环境。
受访青年中，32.0%来自一线城市，43.5%来自二线城市，19.8%来自三四线城市，3.8%来自县城和城镇，1.0%来自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