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里的钟扬经常笑容灿烂。朱彬摄/光明图片
钟扬(左)在野外考察。复旦大学供图
钟扬(左一)在可可西里采集植物。复旦大学供图
不是杰出者才善梦，而是善梦者才杰出。——钟扬
如果不是2017年9月25日清晨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人们也许不会知道，钟扬53岁的人生已经有如此的厚度：
他16年坚持学术援藏，不畏艰险盘点世界屋脊的植物家底，寻找生物进化的真实轨迹。从藏北高原到喜马拉雅山区，从阿里无人区到波涛汹涌的雅鲁藏布江江畔，到处都留下了他忙碌的身影。他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粒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
他是中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将高原生态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将学科建设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在复旦大学任教17年，培养了107位研究生和博士后。植物学野外考察多，一有意外和危险，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痛风发作时，一条腿几乎不能行走，他拄着拐杖也坚持带学生采样。他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兴趣点，用心培养每一位学生;
他是最会讲“段子”的科普达人，最受青少年欢迎的明星专家，常常挤出时间办公益科普讲座，他的实验室也一直对中小学生开放。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17年，承担了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的编写工作;
他是15岁就考入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大学生，33岁就已经是副局级，却毅然放弃所有的职级待遇，做一名普通的大学教授。他始终认为，干事比名分重要。他从不考虑眼前利益，头脑里想的就是我能为单位、国家做点什么。担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期间，他依然如此，推动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勇于担当，严于律己，是大家眼中优秀的党员领导干部。
他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他说，人这一辈子，不在乎发了多少论文，拿了多少奖项，留下来的是故事。
他说，人活在世上就要做事，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为社会做事，为时代做事，就是最大的意义。
他还说，人生没有绝对，不必等到临终才来回首自己的人生，只要把每个年龄段该干的事都干了，就不负你的人生。
他的一生是追梦的一生、拼搏的一生、奉献的一生。他用生命，在祖国的广袤大地上写就最质朴、最绚烂的时代故事。
种子——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
在离北极1000公里左右的永久冰川冻土层里，有世界上目前最引人注目的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特种子库。人们称其为“种子方舟”，建立10年间已收集超过100万种种子。
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有一座美丽的千年种子库，在那里，植物种子的保存条件是零下20℃，保存时间标准为80年至120年。
在中国云南，从2004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在这里主导建立的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迅速壮大，成为亚洲最大的种子库，跻身世界三大种子库之列。
全世界都在关注种子。种质资源，事关国家生态安全，事关人类未来。作为物种遗传信息的一种载体，种质资源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也是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
青藏高原，这片国际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拥有我国最大的生物基因库。已有数据显示，这里有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占全国高等植物的18%。更为重要的是，其中1000多种是西藏特有的植物。这些珍稀植物资源对于国家发展、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但由于高寒艰险、环境恶劣，植物学家很少涉足，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中，也没有中国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
当2001年钟扬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时，他被这片土地的壮美与丰饶深深折服：青藏高原有独特的地理条件，那些忍受极大温差的植物，很可能包含着某些特殊的基因。收集、研究清楚了，也许会带来更多、更好的新品种。
他感到迫切：全球环境变化，人类活动的剧烈，一些珍贵的种子也许在被人们了解和知道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世界科学家应当重视西藏的种子。应对全世界气候变化，植物研究的版图不能少了这一块。
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决定行动起来。他坚信，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在世界屋脊采集种子的艰苦，非亲历难以想象。每一种植物的样本数量要达到5000粒，濒危物种样本一般需要500粒。为了保证植物遗传信息独立，每个样本之间的距离不能少于50公里，同时在整个西藏境内，任何一个物种的样本不能超过5个群体……于是，在广袤的高原上，有时一天奔波800公里。早上五六点出发，晚上八九点钟到达宿营点，之后还需要连续几个小时整理标本，一天睡3个小时是常态。
这些年，他的足迹遍布西藏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峭壁上蜿蜒的盘山路，曾有巨石滚落砸中他所乘的车;在荒原里迷路，没有食物，几近绝望;没有水，就不洗脸，没有旅店，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突遇大雨冰雹，就躲进山窝里;有时住在牦牛皮搭建的帐篷里，因为严重缺氧，煤油灯点不亮，添加酒精也只能勉强点燃一分钟;冬季，盖3床被子也无法抵御寒冷，漫漫长夜难以入眠……
并不是说去过西藏很多次，高原反应就不存在了。事实上，高原反应有17种，钟扬每次进藏都会遭遇几种。但他总说自己没事，不让别人担心。他曾连续十几天腹泻，却坚持野外采样。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别名——钟大胆。因为不管山多高、水多凉，不管多么危险、多么困难，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他说，有些事情是难，但再难，总要有人去做。只要国家需要、人类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去做。
十多年来，在雪域高原跋涉50多万公里，收集1000余个物种的4000多万粒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雅鲁藏布江边，他和学生历时3年，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不懈追踪十余载，他的团队在海拔4150米的山上寻获“植物界小白鼠”——拟南芥;在海拔6100米以上的珠峰北坡，他带着学生采集到了珍贵的鼠麴雪兔子样本，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植物学家采样攀登到的最高点……
他兴奋地向人们讲述在西藏收集种子的“浪漫”故事。他说：“在未来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大家协同攻关，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追梦——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
如果说走进西藏，最初是出于生物学家的使命感，被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那么钟扬一次次决定留下来，扎根高原，播种未来，则是听从这片土地的深情召唤。
“在漫长的科考途中，我深深地觉得，这片神奇的土地，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位生物学家，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从此，帮助西藏大学建好生态学科，留下一支优秀科研团队，让西藏的生态研究走得更远，成为钟扬的新梦想、新目标。
在西藏的前10年，他是自掏路费的“科研志愿者”。西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单增罗布记得，钟扬刚到西藏大学那年，整个藏大理学院没有一个硕士点，植物学专业没有教授，没一位老师有博士学位。要申请研究项目简直是神话。
更关键的是，老师们并不相信钟扬的到来能带来什么改变。当钟扬提出“以项目来带学科带队伍”时，很多人都不相信能做成。但他毫不计较这些，一心就想把事情做好。
藏大老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他就挨个做工作。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申报，无论是否成功，每个项目他都自掏腰包补助2000元，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
2004年，钟扬帮助西藏大学的琼次仁老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此前一年，琼次仁申报的项目没能通过，一度想放弃。“别担心，我们一起想办法。”那段时间，钟扬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最终，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极大增强了藏大老师们的科研信心，也加深了藏大老师与钟扬之间的友谊。
一年后，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弥留之际，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我走时，你抬我，你来抬我。”藏族人都懂，这是他们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
2010年，钟扬成为中组部选派的第六批援藏干部，担任西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他曾在全校大会上放下豪言：“如果西藏大学拿不到博士学位点，我决不离开。”那时，西藏大学在理工医学科连一个硕士点都没有。
西藏大学植物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钟扬领衔的教育部“长江学者创新团队”答辩通过，带出了西藏第一支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一个又一个零的突破实现了。
2013年，他立下的“誓言”实现了!西藏大学生态学博士点获得批准，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没有博士点的空白，圆了几代藏大人的梦。
2017年，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得知消息，电话那头的钟扬激动地连说3个“太好了”。
而今，这支“地方队”的研究力量已经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在进化生物学的一些研究方面，形成了日本、欧美和中国鼎立的格局。
作为援藏干部，一般一轮是3年。但每一轮援藏快结束时，他都有无可辩驳的理由继续——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5年，51岁生日那天，钟扬突发脑溢血，死里逃生。抢救后的第3天，还没有度过危险期。他在重症病房里口述记录了一封给党组织的信。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他更加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有一种紧迫感，希望老天再给我10年，把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
经过这场大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会放慢工作的脚步。可病后的他，脚步不仅没有放慢，反而还加快了。
出院时，医生再三叮嘱：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三不能再去高原了。第一条，对两瓶白酒下肚面不改色的他，有些痛苦，但他真的滴酒不沾了。包里多了个透明塑料小药盒，每天三顿，特别认真地数药、放药、吃药。可第三条，他实在做不到。
他戒得了酒，戒不了西藏!
几个月后，他又踏上了去西藏的路。
再次进藏时，身边的人明显感觉到他的身体大不如前，有时连上车和下车都特别吃力。劝他把节奏放慢些，他总说：“没事、没事，我很好，我还要在西藏再干10年呢。”
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陈香美所理解的钟扬：“他是真正爱国的，爱她的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至诚热爱，让他不畏艰险。”育人——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
钟扬的学生，如今已是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的拉琼发现，病后稍有恢复的他变本加厉地工作，一天排满了各种事。比如：
2017年6月24日上午到拉萨贡嘎机场，下午3点30参加西藏大学博士生答辩会，下午5点起跟藏大同事和研究生不停地处理各种学科建设和研究生论文等事情，晚上11点回到宿舍网上评阅国家基金委各项申请书，半夜1点起开始处理邮件，半夜2点上床睡觉、4点起床，4点30起床吃早餐后开始赶往墨脱进行野外科学考察。
钟扬的衣袋还总是装着很多小纸片，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各种待办事项，每做完一项就用笔划掉。他常常感到时间不够。但再忙，他也坚持腾出大量时间倾听学生的想法，和学生深入讨论。野外采集了标本回来，他会在实验室振臂一呼，学生们就会赶来一起制作标本。大家围坐在一个大教室里，面前放上胶水、针、线，一边做事，一边听他讲故事。
学生们说，他就像一棵大树、一座大山。做他的学生是幸福的。
他喜欢做饭。虽然一个人时经常只是吃方便面，办公室堆着成箱的方便面，包里还有很多小包装的饼干。但只要有机会给学生做饭，他一定要亲自掌勺。
回锅肉、酸菜炒肉、麻辣手撕鸡……他的学生都吃过几道“钟式私房菜”。他打趣说，热爱生命首先要热爱食物。饭桌上，一些问题就讨论出来了，谁的项目怎么做，接下去的考察路线怎么定。到了野外，每天他都比学生早起一个小时，准备好早饭。
教师是他最在意的身份。他曾和同事半开玩笑说，在商场，顾客是上帝，在老师心里，就要把学生当上帝。他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点，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他的实验室里，每个学生做的都是最适合自己的研究。他还愿意招少数民族学生，尽管有些人基础相对薄弱。他说：“基础差一点没关系，我帮你补，你只需要一颗热爱植物学的心。”他认为，当地学生熟悉地形，了解当地生物分布，如果受到良好的科研训练，完全可以做出成果。
他特别鼓励大家开展与自己家乡相关的生物学研究。于是，他的实验室有了拟南芥的发现和研究，有了青藏高原手掌参和山岭麻黄的研究，有了宁夏枸杞和蒙古黄芪的研究，众多具有地方特色、与民族地区背景密切相关的个性化课题在他的支持下开展了起来。
在钟扬排得密密麻麻的时间表里，西藏的事、学生的事，总是优先的。他还是很多中小学生喜爱的明星专家、“科学队长”，心甘情愿将大量宝贵的时间分给科普。他说，小时候家中那套残缺不全的《十万个为什么》让他相信，科学能深入儿童心灵。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近500块中英文展板上的文字都经他反复斟酌。上海自然博物馆图文项目负责人鲍其泂说，当初找到钟扬，没敢奢望他会接下这个要求高但回报少、时间紧却周期长的“烫手山芋”。没想到他二话不说就揽下了。每条不到200字的文稿，涉及天文、地质、生物、人文等学科，文字要求兼顾准确性、前沿性和可读性，一天通常只能讨论十几块图文。钟扬常和他们一字一句斟酌，他的50岁生日就是在自然博物馆的讨论会中度过的。
他撰写和翻译科普著作，销量一直位于科普类书籍前列的《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就出自他的手笔。DNA结构发现者詹姆斯·沃森的传记《基因女郎伽莫夫——发现双螺旋之后》和访谈录《DNA博士》等书也是他和团队翻译完成的。博闻强识，幽默风趣，“钟氏”译笔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在演讲平台上作题为《种子方舟》的演讲，风度翩翩，“吸粉”无数。他给科普公众号录制《植物家族历险记》等系列故事。长颈鹿会不会游泳?石头会不会开花?这些科普小故事多半是他深夜在办公室录制的。他说他已经想好了100个小故事，要为小学生们录下来，这些故事都是从一个问题开始，既有趣又有科学性，引导孩子们学会提问。
他还乐于给不同专业的本科生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他的课不论是在西藏大学还是在复旦大学，都是备受学生追捧的热门课程。若是讲座，如不早早地去占位置，就只能站到教室外三层人墙以外的地方去听。他对生物学的态度，在科学以外，透着对人类命运、生命价值的深深思考与关怀。
他说，科普是一种令人愉悦但费时费力的工作，对科学家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挑战，绝非“没有时间”和“不感兴趣”那么简单。在他眼里，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苦的事业，而科学家的特质就是从中提取欢乐，然后把科学和欢乐一起带给大家。
给孩子起名，钟扬也不忘“科普”。2002年，他和妻子张晓艳迎来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孩子出生前，他就想好都用红树植物命名：云杉、云实。他得意地四处推介自己的“植物起名法”：“我认为只要有可能应当都用植物给孩子命名。花花草草那么多，植物志那么厚，要想重名都难……如果蔚然成风，会给分类学带来多大的影响啊。”约定——“钟扬”的种子已生根发芽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从内蒙古出差回来，钟扬会抽点时间指导一下孩子的科创作业。
“科创的事我回来跟你谈，周末愉快!”这是他留给小儿子的最后一句话。
没想到，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给那里的民族干部做“干部创新能力与思维的培养”报告，竟成了他和这个世界的道别。
2017年9月25日凌晨5点多，鄂尔多斯鄂托克前旗，他乘坐的小面包车和停在路边的大型施工装载机相撞。那时的他，正在赶往机场，原本，他会像往常出差一样搭乘早班飞机，上午到达就可以迅速投入新的工作。
“老爸，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吗?”
2017年9月9日，他刚陪两个孩子过完他们15岁的生日。关于孩子的培养，他和张晓艳有个约定：孩子12岁以前，你多管一点;12岁以后交给我来管。后来，这个时间又延到了15岁。
只是这一次，“不靠谱”的爸爸又要爽约了!
他用53岁的人生做了太多太多的事，而这只能基于他对自己和家庭时间的一再挤压。家里那张全家福已经是12年前的了。
一年前，在儿子的多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一起去旅游，多拍点全家福，可到了出发前，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父亲，你终于可以回家休息了。”
“也许你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能好好休息，别把自己累坏了。”孩子们默默写下。
张晓艳也愿意这样相信：以前到了凌晨两三点，我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呢?现在夜里常常醒来，我也会这样想，他工作太忙了，也许现在还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忙碌着呢。
张晓艳说，钟扬其实心很细，每年我生日的时候，他总会记得给两个孩子一些钱，让他们去给我准备礼物。
他对西藏的爱是深入骨髓的。孩子12岁时，他让小儿子进上海的西藏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能继承他的事业。小儿子会说第一句藏语时，他特别开心。
2018年1月，复旦大学钟扬教授基金成立。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是他的家人共同决定，捐出的钟扬交通事故赔偿金，用以鼓励更多热爱科研事业、热爱公益事业、热爱教育事业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师生。
3月12日，很多人来到复旦大学，在生命科学学院楼旁为他种下一棵棵树。
复旦大学和西藏大学的深厚情缘，没有因为他的离去而停步。一系列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的深入合作正在继续。
几年前，他在上海的海边种下了红树，他的愿望是，50年甚至100年以后，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盛的红树——这是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这些红树又熬过了一个冬天。
他已采集了5000份西藏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希望从中分离出有经济价值的菌种，做出中国人自己的酸奶菌种。他的学生继续着这项工作。
他钟爱给中小学生讲科普，他的学生如今也已站上讲台。
…………
那颗名叫“钟扬”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
拉萨河边，他最爱的那顶藏式毡帽挂在宿舍的衣架上，似乎等待着他的主人随时归来，等待着又一个采种子的好时节。(记者 颜维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