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上，“减负”成了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不少教育界的代表、委员也纷纷将目光聚集在如何为中小学生减负的话题上。
减负对中国家长来说可不是个陌生词。“减负令”“新减负令”“最严减负令”“前所未有的减负令”……看一看媒体标题，便知道减负究竟有多热门。掰手指头数一数，从1955年到现在，仅国家层面的减负令就颁布了9条。
然而，看着孩子肩头越来越重的书包，课外辅导机构人头攒动的景象，减负令实在难言成功。简单地把减负理解为早放学、少留作业，把素质教育理解为多玩、多学艺术，那就把两者理解得太过简单了。
减负不等于减压，高考的指挥棒在前，升学、期待改变命运的压力在后。正如苏格拉底所言，田野里如果不种上庄稼，就会被杂草所占据。一刀切的命令式减负，盲目削减在校时间、课后作业数量，只是将学生由学校赶进了补课班。
近年来，课外教学机构正在迅速成为资本的宠儿。仅2017年，就有多家补课机构赴海外上市。截至2017年年底，17家上市教育机构市值已达400亿美元，而这股浪潮仍然没有停歇的迹象。千辛万苦减下来的负担，被教育机构一件一件加了回去。学生课外教育成本日趋增加，令家长难以承受。
针对“减负”和“三点半难题”，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这是成长中的烦恼，并将进一步探索解决办法。陈部长还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地区做法，比如上海中小学课后服务实现100%覆盖，参与教师给予一定的补助;广西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解决三点半后孩子去处的问题。
当然，必须要认识到的是，我国教育的主要矛盾，还是学生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与全国范围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之间的矛盾。在这个大前提下，减负的核心应该是增质，提升在校时期教育质量，培养学生养成课余时间的良好学习习惯，提供充足的学习内容，从根本上解决“三点半难题”和减负治标不治本的问题。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公平更在质量之前。因此，在教育改革中，无论是减负还是增添新的教育技术，都应以公平为第一衡量标准，把握教育根本规律，满足国家对人才的需求、个人对选择生活权力的需求，才是减负真正的目的。
